一秒，实际上是刀光剑影，他们小师兄在跟邹先生，已经交锋数个来回。



好吧，这段说的有些夸张。



但事情大致就是这么一件事。



把苏亦拿来提溜一圈后，邹先生开始公布答案。



开始讲述着郭沫若先生未解决的三大难题。



“一、殷商前期，他在研究中国青铜时代分期时，仅仅提到滥觞期大率相当于殷商时期，而未作任何解说。”



“二、先周文化，他研究西周铜器铭文时，不只一次地说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一件也没有而感到遗憾。”



“三、夏文化问题，他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



好端端的，邹先生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三个未解之难题。



就在学生们疑惑之际，邹先生开始说，“我当时存在一种幻想：这三大难题固然在古代文献和古代文字中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是不是能在考古学中求得解决呢？从此，我便肩负这三大难题走上了考古的征途，并且决心为此奋斗一辈子！原来我本想专攻古代文字，现在看来，古代文字既不能解决这三大难题，况且古代文字又是一项专门学问，我不可能兼顾二者，只好舍弃古代文字而专攻考古学。”



“那么后来我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就是看书，读研第一年，围绕着这两大困难，首先在书本上寻找方法。除了中外考古的一般书籍外，特别注意在中国考古学方面查寻资料。在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图书还不多，找来找去，只有四套图书是值得认真阅读的，这就是《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城子崖》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可是，我读来读去，只觉得似懂非懂，根本抓不住重点。后来我才知道，这主要是因为我还没有参加田野发掘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