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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亦点头，“嗯，选修了王先生的敦煌学。”



周一良说，“我也猜你会选择敦煌学，毕竟你们研究佛教考古，是没法跨过敦煌学的。不过，王先生的隋唐史你也可以听听，他在隋唐史方面的研究跟你们张光达老师不一样学百家之长，融通致用，才是研究史学的态度。”



苏亦点头，“王先生的隋唐史，下周从开课。”



既然周先生都这么说了，肯定要去听的。



反正，张光达跟王永兴都专攻隋唐史，不过这两位都有各自的侧重，比如张光达还研究中亚史，所以在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肯定更有研究，外语肯定是不错的。



实际上，也是如此。张光达1953年夏毕业留校，在历史系任世界古代史助教。1955—1957年共计两年，还为教俄国史的苏联专家谢?伊?安东诺娃担当课堂翻译。俄语水平自然是不用说的。



而王永兴还研究敦煌文书，尤其是后来还推动了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创立，就知道这位先生的研究侧重点在哪个方面了。



不过，张光达毕竟是中青代，隋唐史的造诣肯定比不上王永兴。就王永兴先生这水平，当张光达的老师都没啥问题。



但，苏亦不是学历史的，不然，这些大牛的课程他肯定都不能落下啊。



聊完王永兴先生，周一良才聊到自己，“说实话，你那天当着我的面，能够把我的博士论文原文背诵下来，给我很大的冲击。这文章，很多细节我都记不得了，所以，那天回来之后，我重新翻找出来观看，一时之间，无尽往事涌上心头。也因为如此，我才跟王先生聊起你，想让他带一带你。毕竟在咱们北大，要论对敦煌文书的研究，王先生应该是权威了，西语系的季羡林先生也是其中一位，嗯，现在季羡林先生已经是咱们北大的副校长了。事务繁忙，估计很难像王先生这样带你入门。”



周先生的用心良苦，然而，苏亦却没法立即答应王永兴的提议。



苏亦也没有隐瞒，说出自己顾虑。



周一良恍然，随即说道，“季庚先生应该不反对你学敦煌学，毕竟，当初敦煌研究所建立考古部门的时候，还得到季庚先生的大力支持。你可能不知道，当年咱们考古系就有两位学生留在敦煌，都是季庚先生带去实习的学生。”



苏亦点头，“嗯，马世昌师兄就是一个，不过，他今年考回咱们北大了，继续在宿先生门下读研究生。”



周一良笑，“难怪。这样一来，你就更应该清楚你导师跟敦煌学的渊源了。广义来说，敦煌学也包括敦煌考古，季庚先生对敦煌学的建设是功不可没的，甚至在他文章也多次提到敦煌文书。未来你要是从事敦煌考古，是离不开敦煌文书的。”



对这点，苏亦是知道的。



之前马世昌送给他的《敦煌七讲》就是宿白先生最开始关于敦煌考古的论说文章，也算不上文章，敦煌七讲只是讲义，还是由敦煌停课的工作人员整理出来的。



但，后来也慢慢流传出来了。



敦煌七讲第五讲说的就是敦煌研究。或者说敦煌学也可以。不过宿先生更是从考古的角度去讲述罢了。



感受到苏亦的顾虑，周一良说，“你也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这个方面王先生会去跟季庚先生去沟通。而且，就算是学考古，也不能闭门造车，因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对最后，你就发现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献。陈先生提出了预流说，你知道吧？”



苏亦点头，“王先生在课堂上提过。”



陈寅恪在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预流说之后，就曾经有过一句话，“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前面说啥不重要，重要是搞学问，不能闭门造车。



周一良先生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说考古学也不能说错，中国考古确实离不开文献。比如研究古钱币，古墓葬，古建筑，古遗址，只要历史考古都要从文献去验证。



然而考古学也不仅仅有历史考古，还有史前考古，还有科技考古还有环境还有农业考古各个分支，这是一门需要融会贯通，多学科交叉的学科。



然而，那是其他。



苏亦的情况还比较特殊，他是被宿白先生用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