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北大学生来说，北大图书馆可以说整个北大最为豪华的建筑物了。



尤其是图书馆大厅还摆着一本巨大的牛津词典，厚厚的外语词典就直接摆放在图书馆的大厅的中央，对于每一个进入图书馆的北大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力。



不说别的，在视觉效果上就极为震撼。



也向北大的全体学生传递一个信息，英语时代要到来了。



苏亦上一次跟陈飞过来图书馆借书的时候，还没有怎么注意到这点，到这一次过来，怎么都没有办法忽略这个存在。



苏亦只能够感慨，自己的心境变了。



那天我从图书馆南门进去，一上二楼就见前面有一位白发老人，他步履快捷不失稳健，每到一个阅览室门口都要停下来侧身朝里面探望一阵。这样我很快就赶到了老人的前面，于是不禁回头去看他，顿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头短发精白，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典型的鹤发童颜！老人每看到阅览室里坐满了发愤读书的学生，脸上就露出欣喜满意的笑容。见此容貌神情，我猜想老人一定是一位学术大师。



正好我们都走到二楼中央的出纳台借书，在他填借书条的时候我特意看他的签名——周一良，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编通史”的主编（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同学们都简称为“周编通史”）！换了现在，我一定会马上请周先生给签个名，像粉丝们经常做的那样。可惜当时我有那个心还没那个胆，只有呆呆地站在那儿，直到看着周先生的背影渐渐离去，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感到能在这样的学术权威身边学习真是幸福极了！



后来我知道，周先生不仅是我国的世界史学术权威，也是中国史的学术权威，是学术界所谓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大名旦”之一（另外三位是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当时我从图书馆借读了周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那时还只有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的那一版，我特别喜欢那一版正文中小字夹注的格式，感觉文字内容厚重，学术感特别强。这本书后来由北大出版社再版，改了版式用页下注。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向周先生请教时谈到我更喜欢旧版，周先生温和地笑了（熟悉的人肯定都知道，周先生的笑容非常有特点，我想那应该就是中国传统所谓的儒雅敦厚），说出版社认为那样不便读者阅读。



2001年6月19日在南京栖霞山考察时，宿先生近八十高龄还与我一道在第28窟窟前画萧梁坐佛。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建筑史”，宿先生前往旁听，随之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了兴趣。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国古代建筑，是“专为学考古的同学开设的”，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1946年10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和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斐云）分别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名誉教授和兼任讲师，宿先生随陈援庵先生学习史源学，尤其佛籍目录，后来为我们开设《汉文佛籍目录》时，明确提出：“要初步解决两个实际问题，一、如何检查汉文佛籍？二、汉文佛籍对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赵斐云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等课，期间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指导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旧藏的编目工作。1940年，李盛铎（号木斎）氏木犀轩的藏书9087种售予北京大学，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纯版本性质的古籍很多，有一部分历代流传有自的宋、元本，但大量是明清时期刻本和抄本，包括明清以来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的抄本、校本和稿本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古刻本、古写本和朝鲜古刻本等。宿先生从赵斐云先生学习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因当时先生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便“从赵斐云先生整理李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