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从自然材质谈到人类属性，从政务规划谈到天象规律，然后推出至高理想——“皇极”，以此作为国家的指导原则，亦即人群组成国家是为了体现绝对正义。

接着，由三德再到“稽疑”，由“庶征”推至“五福”、“六极”，对亍古人而言，此一信念的作用无异于宗教的稳定力量。

但问题在于如果“天子失德”，不但无法维持正义，反而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又会有何后果?

而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然后才有“哲学的突破”，才有儒家与道家的立论与宣扬。

原文: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日“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

鲧则殛死，禹乃嗣兴。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一样，否则只有丢掉自己的饭碗。

西治国安邦要讲规则，正如游戏也要讲规则一样。

规则来自哪里？

按照《洪范》的说法，是上天授与的，并且上天在授与规则时还要加以选择。

不能按规则办事的人就不授与，就让他下课，比如鲧就是这样。

这套说法对敬畏上天和天命的古人来说，是很有效的，但对现化我们来说，却显得有些荒唐。

因为所谓上天，不过是人自己臆想出来的某种超人的存在，实质上是人自身意志的外化。

用这种观点来看，天授治国，就是人授治国这。

治国规则是人制定的，也要由人来执行和遵守。

用上天来解释这一切，大概是为了增加一点神秘性和权威性吧。

而暴君和开明君主的区别在于暴君把个人意志看得高于一切，凌驾于规则之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比如商纣王（存疑）。

开明君主尊重规则，讲究按规则办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依法办事，使自己的言行合于仪轨，比如周文王和周武王。

箕子看中武王而授与洪范九畴，正是看中了他是个守规矩的传·僖公十五年》云“季姬归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庙。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电击夷伯之庙者也。夷伯者，曷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则微者，其称夷伯何？大之也。曷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书？记异也。”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云“冬，蝝生。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幸之者何？犹曰受之云尔。受之云尔者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

何休《公羊解诂》注云“上谓宣公，变易公田古常旧制而税亩，应是变古易常而有天灾，众民用饥，言宣公与此天灾饿后，能受过变悟，复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过于无灾，故君子深为喜而侥幸之。”

而蝝即虫众，今谓之煌虫。始生曰蝝，大曰虫众。

依《春秋》书法常例，书虫众而不书蝝生，因始生之蝝尚未为灾害。

而《春秋》变例所以书蝝生者，因宣公于天灾后能反省改过复古制，故孔子为宣公侥幸而书之。

《传》中明言宣公变古易常天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