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官府所得赋税如同毫发，百姓耗时耗力，也难以伺候好庄稼。上下皆输。



亚当·斯密曾经曰过，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多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人民付出多于国家收入的几种情况，比如，征税使用了大批官吏，不但耗费大量的薪俸，还要苛索人民，增加人民负担；征收妨碍了人民的勤劳，使本来可以举办的事业因为税收而缩减甚至消灭；税吏的稽查给人们造成麻烦、困扰和压迫，人们都要设法逃避这种烦扰，凡此种种。



亚当·斯密定义了税收的征管成本，这种成本就是人民所付出的与国家所收到的之间的差额，差额越小，征管成本越小，越符合经济的原则。



西方有贤人，东方难道没有高人注意到这一点吗？



北宋大吃货苏轼曾治理密州，发现朝廷的征税成本问题。活不下去的百姓要么偷税漏税，要么干脆披发入山、下江为盗贼。在给朝廷上奏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三道奏疏中，苏大学士痛陈封建王朝不计成本收税，以为能增加收入的想法是“儿童之见”。



“积滞不行，官之所丧，可胜计哉!失民而得财，明者不为。况民财两失者乎?”苏轼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证实了封建王朝税收模型的愚蠢——既失去了财源，又失去了民心。



这一愚型的集大成者就是崇祯。越是摊派辽饷，越是增加征税成本，不但国库收不上钱，百姓也揭竿而起。有网络上的学者计算过，崇祯年间，征税的成本是税收收入的百倍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