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鑫很快就登上了进货的船，挥舞着手在船头与公子卬一行作别。



“一路顺风！”



“必克日而返，太傅保重。”



……



“怎么这么齐整？”



索尼引着公子卬于田间考察，公子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出隧以后，阡陌良田沿着道路两旁整整齐齐地分布，道路有多笔挺，田垄就有多方正，公子卬就感觉回到大学军训的时候，放眼都是豆腐块。



宋人的纪律都这么好的嘛？



“太傅有所不知。”隧正索尼道：“这就是井田啊。若是修的不方正，不规矩，每家每户的私田和公田的大小不就不一样了吗？舆人监督野人修田的时候，可没功夫计算面积，都是事先做好了记号修过来的。”



也是，宋人可没有希腊人那样的几何水平，能算出不规则多边形的面积。



“每家都是规规整整的一百亩，公田也是。咱们宋人监督，从来不需要皮鞭，大伙都很老实；换做别国就不行了。”



“哦？”



“比如说创造井田制度的周国，周人奸猾得很，官吏和农人成天斗智斗勇，不是把井田修小了，就是偷偷把田垄多修一点，八户人家每人侵占公田一点，最后等于说所缴纳的粮税就少一些。在周国当隧正，还要天天往田里跑，省的野人偷水偷地。”



“这难道不触犯周国的刑罚吗？”



“确实。但是太傅，皮鞭和刑罚不能教化百姓，总会有人顶风作案。周室衰微，不能为民谋福祉，反倒要维持泱泱王畿的威仪，八个师的军费、吃穿用度、诸侯赏赐都不能少。天子开销不减，赐予诸侯土地却一年接着一年。光开源不节流，官府的开支缩减，已经经年没有维修当年周公旦时所建之水利了。”



“国家水利废弛，田产不兴，也怪不得百姓活不下去，因之偷偷逾越刑罚的界限，做点损公肥私的事情了。”



汉朝的百姓活不下去，干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明朝百姓活不下去，或投充为奴，或占山为王，或索性攻城略地，来一场“福禄宴”；哪怕到了现代，农民因为农业税活不下去了，把乡长活埋的国家也有其例子。



“长丘有田地将近十万亩（相当于现代的三万亩），照理来说，官府应该每年有三千石的收入。”公子卬计算道。



“怎么可能！”管理惊叫道：“果有三千石，我们害怕长狄吗？”



于是管理掰着指头算道：“征税的舆人和隧正须官府供养此其一也；粮食在运输的途中有损耗，此其二也；粮食存储，须兵士防盗、捕鼠、防火、修缮粮仓，兵士食禄，此其三也；官府一应开销，须粮换铲币，分利于商贾，此其四也。仅仅一、三者，征税成本高达一二成。我等士子，每食一石粟，彼辈野人供养须以十石计。”



农民上缴十石小米，政府仅得一石。难怪在周室阅尽典藏的老子主张小国寡民。长丘是典型的扁平化管理，到了中央集权的清朝时候，从小县城收的税赋，经过层层官僚的手里，抵达国库，二十存一。



在新中国取消农业税以前，农民伯伯七块钱的赋税到中央只剩下一块。后来税务中央和地方划清泾渭，征税管理仍然成本高达百分之八，随着官民关系的僵化，征管成本节节攀升，甚至出现了成本-税务倒挂的现象。



千禧年，京城农业税八千万，成本却逾越六千万，所得杯水车薪。江西丰城甚至征税成本大于税收所得，酿出了人间惨案。



管子自顾自道：“这还得亏宋民诚信。周室王畿更惨，周之野人为少纳税，八户人家联合起来，隐瞒公田的真实收入。官吏不得不年年勾心斗角，于田间逡巡。民多而官少，瞒报田产者比比皆是。



周室不得不广招舆人监督，舆人倍增，征管成本陡然提升。是以国不增田产而官府所得逾减。然民之黠无穷无尽，逃税漏税之法层出不穷，而周室愈发困窘，连赏赐诸侯之美器都羞赧，索性赠田，让诸侯头疼去。”



在这场零和博弈中，周人的征税成本递增，百姓为了活命避税，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和官府斗智斗勇上，有的人干脆不种田，专门望风；有的人负责牵制官吏；其他农民则需要将产出分一部，分给这些“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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