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是《新都八阵图记》：正德十一年，新都县重修武候祠，当时杨慎正在老家新都为继母守制，知县韩奕请他题记，之后刻成石碑，立在武候祠外，碑文为正楷，现在还在。



第三件是收藏在中国美术馆的苏轼真迹《潇湘竹石图》，上面有杨慎题的一首五言诗，也是行楷，二十六个字。



第四件是杨慎的《禹碑考证》，全文都是行书，是溥义当年让溥杰偷偷带出故宫的字画之一，之后又带到东北存放在长春伪皇宫之中。四五年日军投降，伪国兵争抢宝物，被撕成了好几段。



如今存世的，明确为杨慎真迹的《禹碑考证》就只有故宫当中的一小截，全文百来个字，只有原作的八分之一，而且只是中间的一段，只有康熙、乾隆、嘉庆等人的题章，却无署款和题跋，因此只能算半件。



所以，杨慎存世的作品只有三件半。



如果问价值多少，丁立成还真就不知道，因为除此外，再没出现过他的任何作品，更不要说拍卖、转让。



但他至少明白，这一件如果鉴定为真，就是第五件，而且是刻金杂项类，意义非凡。



平复了一下心情，丁立成又拿出手机，打开了故宫的电子档案库。点了五六下，屏幕上出现了几幅字画作品：《石马泉诗》、《禹碑考证》、《新都八阵图记》，以及苏轼《潇湘竹石图》局部，也就是杨慎题的那首诗。



随即他又把金壶放平，摆在了手机旁边，然后划拉了一下，停到最后的《新都八阵图记》。



乍一看，金壶上是隶书，手机上是正楷，一个方，一个扁，好像不是一回事。其实关系很大：楷书本就是隶书演化而来，二者一脉相承，都是横平竖直，都是工工整整，就连运笔轨迹都是一模一样。



再仔细看笔迹，无论是字行布局、字体架构，以及起笔落笔，都有八九分相似。



而辩认笔迹本就是书画鉴定师的基本功之一，所以就凭这一点，丁立成就敢肯定，这是杨慎手书无疑。



怕有万一，他仔仔细细的对比好几遍，足足五六分钟才直起了腰，又怅然一叹：“就是杨慎的壶！”



声音不小，眨眼间就“呼啦啦”的围上一了一大堆。



马献明也有点兴奋：“讲一讲！”



“看字迹就行！”



丁立成格外笃定，点亮手机屏幕，“看，是不是一模一样？”



有人伸着脖子瞅了瞅，“杨慎的真迹？”



“对，举世只有四件：《石马泉诗》是行楷、《禹碑考证》是行书，题苏轼《潇湘竹石图》也是行楷，唯独这幅《新都八阵图记》是正楷，最具有对比性……”



“再仔细看：除了第一句的‘登、科、岁’，以及最后一句的‘金、老、翁’，剩下的，凡壶身上的字，碑文中都有……”



丁立成的手指指着石碑上的字，围观的人一字一顿，做着对比：登科之岁，于今三倍，一事无成，七十从军—金马老翁。



确实像丁立成所说，二十个字，石碑中足有十六个。



字体虽然不一样，两者的书写方法、起笔落笔、笔划运行轨迹没什么区别。再看字迹，不敢说一模一样，至少七八分相似。



再结合“明中期”的检测结果，答案毋庸置疑：就是杨慎手书。



明朝三大才子，以及那么多的“家”，这东西的价格也绝对低不了，说不定就能上千万。



想到这里，之前跟着李定安的那几位何止是后悔，都恨不得拿头撞墙：李定安让他们付钱的时候，为什么要摇头。



越想心里越是不平衡，有人酸溜溜的来了一句：“既然杨慎的字这么好认，之前怎么没有人发现？”



“对啊，藏友和游客就不说了，那海选的专家呢？”



好认？



丁立成都被气笑了：“难道是我刚才说的不够清楚：杨慎的作品举世只有四件，而且全部收藏在文博部门，民间就没有他的作品流通，这意味着什么？说明压根就没人研究他的作品……



一是没有资料和参照物，想研究也没东西可研究，二是研究了也没用：至少古玩界和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