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的田亩，其中只有三分之二在正儿八经的在缴纳田赋，其他三分之一都在逃避田赋和杂项的赋税。



别的不说、单单这逃去的三千二百多万亩，所代表的的就是四百多万石的田赋，折色后便是一百三十多万两银子。



这还只是田赋，除了田赋、还有大明历代皇帝恩赐的盐引和茶引。



这些盐引和茶引，被勋贵用作幌子，以三百茶引私下走私三千、乃至上万引茶。



就这点，便让大明少收了数十万两。



也就是说、勋贵和余荫官员后代所瞒报的赋税，最少让大明的税收蒸发了二百万两银子，几乎是眼下大明六部五寺加御马监一同所组成总税收的十五分之一。



这还仅仅是勋臣和余荫官员后代的瞒报，如果加上地方豪强士绅，那大明真正可以收到的税收是多少？没有人知道。



“……”看着朱由检粗略的统计，朱由校沉默了。



他心中不再对自家弟弟的做法不满，而是理解了起来。



他继续往下看去，而往下则是关于天下卫所的裁撤问题。



在奏疏中，按照朱由检以过往查抄军屯田后得出的理论来说，永乐年间九千万亩军屯田的数量，眼下恐怕早就突破了一亿，毕竟被军官侵占屯田的军户只能去开垦新田，属于卫所的田亩只会多，不会少。



不过、也正是因为朱由检的估计，因此按照御马监的模式，这一亿亩军屯田所能贡献的，大概能为大明贡献出四千万到五千万石的田赋。



朱由检给出的数据，让朱由校拿着奏疏的手都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四五千万石田赋，这代表什么，没有人比朱由校更清楚。



如果这些粮食落实到太仓，那么大明完全可以维持三场十万大军在三处作战，并且国内不需要加征赋税，百官和将士们的俸禄和军饷也能落实。



只是不等朱由校高兴，朱由检就补充了一句，军屯田既然要回归民田的属性，那么眼下要做的就是逐渐降低它的赋税。



朱由检的建议是，天启四年正月动手，随后十月依旧按三成征收田赋，但是天启五年必须降到两成半，天启六年降到两成，天启七年直接降低到一成。



至于其他民田，则是由官府出面废除所有杂项和杂税，在燕山学子就学后，从天启五年开始逐步进行税制变法。



最后、将农业税彻底定额，并且进行摊丁入亩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变法。



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朱由检特意解释了这两个政策的性质。



总的来说、封建王朝主要税收还是人头税，也就是俗称的“丁税”，其次才是田赋和各种税收。



大明实际的田赋税率很低，三十税一的税率，几乎所有封建王朝都望尘莫及，堪称最低的田赋。



但朱由检很清楚，古代农民负担大头从来不在正税上，特别是明朝。



如果只看明朝的税率，再和欧洲那动不动三四成甚至一半的税率比，那大明是大大的仁政。



但农民除了税收和地租，还要负担徭役，那可是动辄几个月让你自带干粮的义务劳动。



一旦误了农时那负担就会陡然加重，还要负担比正税高几倍的“耗”。



除此之外，百姓还需要变相的负担各路官员迎来送往的摊派，以及出去赶集有榷关税。



不仅如此、明朝货币体系也是稀烂，农民手里有粮食，有各种农副产品，但是没有银子，毕竟银子和铜板地里不长，甚至一般小地主也未必有多少现银。



这种社会经济模式，导致平常收实物税也罢了，但例如崇祯加派三饷等要收百姓现银的情况下，百姓身上的负担会更重。



原因很简单、作为农民的你不能及时兑换到银子，因为那些奸商在这种时候会哄抬银价，因此农民实际的负担要比三饷账面上的多几倍。



还有其他各类杂项也时常催逼现银，平常可能一石粮食五百文，可交税时便往往要二石粮才能兑换到五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