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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均田派内部的成分，更复杂。



这和大顺本身的情况有关。



既有传统的、苏子由批王安石的“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的这套“不可伤富”的思潮。



也有更传统的，韩非子说的【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善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善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也。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这一套“你穷是因为你懒，人家怎么就富，你怎么就穷，救济贫民岂不是叫人都懒惰”的不分析当时情况、制度、人均耕地等等问题下的刻舟求剑思维。



还有就是儒家那一套“再封建”的各地、各省、州府自行发展，靠省级关税和再封建思潮下的各省推举贤人自治的反动思路——这个反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先祖父好容易搞出来了大一统、搞出来了国内统一市场的雏形，居然想要分开，这就算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的思路，也是反动透顶的。



以及就是从明末泰州学派、再到颜李这边通儒思想，一脉相承的乡建、乡贤思路。



搞乡约、搞君子治理、搞学校、以学校为乡村的政治中心来建设乡村的那一套东西。当然，泰州学派后期有明显的宗教化倾向，此时大顺这边支持乡建学校乡约这一套的并没有宗教化倾向而已。



至于说对于科举改革这件事本身，两派并无分歧。因为他们虽然叫“通儒社”，但实际上这纯粹是个挑衅的名称，取得就是“杂学不为通儒”这种狗肉上宴席、野味做牺牲的反讽。



包括说，对于科举制改革、以及整体上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方式，两派都认可。



只不过，此时均田派的愤怒，源于均田派认为，大顺改革的最后机会失去了。



即以通过变法、改良等办法，而完成均田、或者说农业盈余强制储蓄强制工业债券和移民债券等来完成迁民的可能性，没了。



他们并不反对科举改革，反对的是这个时间点搞这个。



就像是一个人饿极了，不给个馒头，却给一碗水一样。不是说不喝水就行、或者说不用喝水，而是说时机不对。



这种愤怒和不满，说到底，其实原因很简单——这群人把中西部地区的人，也当**而已。



否则的话，其实没什么愤怒和不满的。



既不需要救亡图存。



也不需要追英超法。



而且，本身，长江口地区的自然条件在那摆着。



老马说：【在大宗海陆贸易中心……工场手工业找到了国外市场的基地，因而可以说，生产自然而然地以交换价值为目标】



伴随着大顺下南洋、伐日本、打一战，这种纯粹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的生产”，自发就可以演化为大工业。



可以说，大顺之前的手工业，确确实实是靠地租等农业剩余发展起来的。这是基础、底子。



而这个底子，本身就可以认为是一种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的生产，虽然有点畸形，不过生产力本身作为文明成果是发展起来了。随后的对外扩张，通过击败了西欧的商业资本，扩大了市场，继续发展下去，松苏地区做世界的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肯定是没问题的。



问题在于，“小康”和“大同”，这种文化浸润之下，对于那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追求，这里的“大同”，就算说不包括其余人，那么中西部地区的两亿多百姓，总是要包含在内的吧？



这种传统思维和文化，肯定是潜移默化多有影响的。



历史上，哪怕到了八国联军都进京城了，很多留学生的思维，还是琢磨着“大同”的。



以至于有人写文章狂骂。



所谓【新学学生，善讲大同，学我国人之无民族思想至于极点。远者不论矣，试读最新之议论类，皆主有世界大同、并无东亚、西欧之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