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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以后，在西南联大的北大回来了，就把我们这个北大解散了，我也没有着落。冯承钧先生问我打算上哪儿去，我说没地方。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到图书馆工作，我说这工作我很喜欢，他就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了当时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毛准。”



“后来，北大要恢复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向达找不着人，他去看冯先生，说起了这个事，冯先生就又介绍了我。我那时已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多，向达和毛准两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让我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



“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我这才离开了图书馆，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



宿先生44年以后，宿先生就在图书馆工作，一直46年到聘为北大文研所古读研。从这些经历看来，这两位先生在建国前的老北大是鲜少有交集的。



虽然他俩都有文研所的助教经历，但，所处的年代以及所处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邓广铭先生是在昆明的时候在北大文研所给陈寅恪先生当助手。但，宿白先生则是在抗战胜利以后重建的北大文研所工作。



一直到52年，北大搬入燕园，宿白先生才进入北大历史系教书。这两位两位先生才有了密切的交集。



不过，这两位虽然相差十多岁，却并未有师承关系，也算是平辈论教。



然而，邓广铭先生的性格更加的爽朗，就算以前在集体宿舍楼被人喊老邓，他也笑呵呵的回应，在跟宿白先生交往中，邓广铭先生就更加不在乎这些细节。



也没有矜持自己的系主任身份，等苏亦跟漆侠一起宿白先生家做客的时候，他没啥犹豫，就过来串门了。



而，宿白先生之所以分享他的读研经历，完全是受到邓广铭先生的启发，或者说在邓广铭先生的带动下，他才分享自己的过往。



不然，按照宿白先生严肃的性格，他怎么会在苏亦他们这些弟子面前，如此轻易袒露自己的心声。



说到这里，邓主任还望向苏亦，“我听说你这段时间一直都跟系里面的诸位老师学习基础课程。”



苏亦只能点头，“嗯，宿先生让我夯实一下基础。”



邓广铭给予肯定，“这是应该的，你终究跟小马他们不一样，没经过系统的考古训练。不过，就算读了大学四年出来，该夯实的基础也要夯实，在这个方面，你们导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还等大家发问，邓广铭先生就说，“你导师可了不得，在魏晋考古、佛教考古、汉文佛教典籍目录和雕版印刷方面都有所成就，与当时的博采众学、兼收并蓄有着很大的关系。”



这种情况下，宿白先生怎么可能啥话都不说，他只好说，“毕业后，我留在北大文研所考古组做研究生，期间不仅专注历史考古学，还涉猎了很多其他专业的课程。比如本科的时候，冯承钧先生教我们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我很有兴趣。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在研究生阶段，我还从赵斐云先生学习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因当时先生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便从赵斐云先生整理李氏书，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这些外系的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宿先生当时提到的“李氏书”是指，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旧藏的书。



1940年，李盛铎（号木斎）氏木犀轩的藏书9087种售予北大，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纯版本性质的古籍很多，有一部分历代流传有自的宋、元本，但大量是明清时期刻本和抄本，包括明清以来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的抄本、校本和稿本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古刻本、古写本和朝鲜古刻本等。



书太多了。



就需要编著目录，不然，按照当时的条件想要检索，难度极高。



恰巧，赵斐云先生当时在北大开设“中国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等课，期间受聘北大图书馆指导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旧藏的编目工作。



这样一来，宿先生跟随赵斐云先生学习，自然而然，就跟随着对方整理李氏书，更不要说，读研期间，宿先生还兼任北大图书馆编目员。



这也为宿先生的目录文献学打下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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