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出自于哪里呢？



是出自于陈寅恪先生在为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铭中所说：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也是，陈寅恪先生的一生治学态度。



周一良给苏亦写这一段赠言，用意不言而喻。



因为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话，周一良自然而然就提到他跟随着陈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史的经历。



“我早年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但，大半生都过去了。依旧没有能出版一本著作，这不能不说是我此生之遗憾。”



听到周一良这话，苏亦才猛然惊醒。



对啊。



眼前这位北大历史系国宝级的大佬，都65岁了，除了他编著《世界通史》，竟然没有其他学术专著出版。



后世，他的专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似乎一直拖到他担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时候，才能够出版。



但，要说论文，其实老先生的作品真不少了。



早年间，他关于魏晋南北朝的论文，弄一个合集，不需要修订，都可以直接出版了。只不过，被过去这些年国家的大环境给耽搁了。



所以周一良感慨，“你要是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我早年间的论文，虽未能构筑巍峨大厦，而只是起了加瓦添砖作用;但也扫除了不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时的`拦路虎'。对你，应该是有些帮主的。不过，认为你此时更加需要的应该是关于语言的学习了。”



得，被说中心事了。



苏亦苦笑，“书到用时方恨少，语言方面，尤其是在外语上，我这边底子太过于薄弱了。除了英文之外，日文连入门都不算。”



周一良说，“研究历史，最为重要的工具就是语言，这又分两部分。过去在干嘉时代，学者只要掌握文字学就够了，今天外语的要求比古代人要高得多。现代的学术语言，我把它称做工具语言，是用来吸收知识的必备工具。现代人会了英语也不见得有优势，但不会英语肯定处在被动不利的位置。英语以外，法语、德语、俄语、日语，这些现代语言都是重要的工具语言。”



既然有工具语言了，那就肯定还有其他的语言。



“另一种语言工具可以称作专业语言，例如中亚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一些死文字。过去这些文字解读不了，现在日本就有几个新一代的学者，在这方面达到了世界水平。我想大陆、台湾早晚也会有人赶上去的。又比如你若要研究中国古代，就必须掌握一些古文字，比如金文、甲骨文。现在又出了许多简牍帛书，想要认字，文字学、音韵、训诂等，也都属于专业语言。”



“甚至还涉及到一些已经消亡的语言，这个方面，我就不赘述了。”



说到这里，周一良突然说，“语言固然重要，但表达能力也很重要。我念书时，有些老一辈的先生不怎么善于表达。但我们看一看西方，从古希腊时就非常注意修辞（rhetoric），现在西方史学家也非常重视叙事。narrative着重的不仅仅是怎么把话讲出来，还有一系列关于presentation的要求：它要求你思考，如何把史料证据融合至叙事结构中？这又产生一个问题：这样的写作和文学的区别在哪里？历史虽说不能脱离过去的实际。”



好不容易遇到这样的语言大拿，苏亦当然不会错过，“我在这个方面的学习，确实遇到不少的困境，先生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更好的切入点吗？”



说完，周一良突然说，“想学外语，第一种外语一定要下大苦工，认真学好，别只从专业领域入手，最好从文学进入一个语言。语言的本质是交流的载体（vehicle），最基本功能是讲话、沟通，所以周先生建议从读小说入手。现在有很多光碟与学英文的资源，是按照情境（situation）来学英文，也是个入手的好地方。特别是西方这种变格变位的语言，没有捷迳，一定要熟，要熟到很自然张口便能说的地步。按照自己的专业，找一本相关领域的重要着作进行翻译，也是精进外语能力的好方法。我自己从翻译工作中受益非常多，二十五、六岁时还当过俄国人的课堂口译。我觉得翻译很重要，笔头的翻译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