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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记》本来就是一本枯燥的书，然而，看什么版本还涉及到文献学，光听这些版本目录，就足够让人头大。



更不要说看。



然而，当你沉浸其中，翻阅这些散发着纸质特有墨香的书籍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特别的充实感。



尤其是，你经过特殊年代的冲击，经过那些动荡不安，颠沛流离的生活的时候，就知道在这个时间，有一个安静的地方供自己读书是多么奢侈的事情。



苏亦没有经历这些年代。



但前世，三战北大的狼狈，让他珍惜一个有可能读书的机会。



然而，等周一良说完话要走的时候，苏亦突然福至心灵地来一句，“周先生，我读过您的《tantrisminchina》，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可以耽搁你一段时间吗？”



这一下子，周一良望着苏亦，眸子闪过一道精光，随即暗淡下去，“你知道《tantrisminchina》？”



苏亦解释，“是的，以前因为读西域佛教感兴趣，所以无意间看过您的文章。”



tantrisminchina，音译中国的怛特罗教，而第一个把这段英文翻译成为中文的并非周一良本人而是复旦的钱文良教授，他翻译成为——唐代密宗。



而此文乃是周先生的博士论文，1945年发表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刊物《哈佛亚洲学刊》第8卷第34号上(合刊，页241—332)。



它在研究中国汉地密教发展史中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依然可以说是此一领域之中难以避开的重要拓荒之作。



如果不是对这个细分领域有研究的话，基本上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汇”。



这论文有多重要，只需要用谷歌学术搜索来核实一下其引用数就一目了然。



而且苏亦不能不承认，在某些领域之中，即使在此文发表数十年之后还有学界中的文章在炒周先生的冷饭，这不仅是在唐代密宗重要人物的考订上，也包括中晚唐制度史中诸多重要问题的阐述。



故而由复旦历史系钱文忠教授在二十年前曾将之迻译为汉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初版)，其译文清通可喜，实在是难能可贵，当然这也与周先生原文风格简练流畅有关，故少有复杂的句法与生僻词。



不过并非说此文就容易翻译，因为周文本身利用了大量梵、巴、德、法、日语文献，而且牵涉到很多佛教与中古史学的艰深知识，所以这些对于译者而言就是一个相当严肃的学术挑战，因此能够完成翻译本身就是一项不小的成就。



前世的时候，苏亦曾经读过译本。然后找了原版的论文观看。



可以说，周一良是苏亦最为感兴趣的北大历史系教授之一。



甚至，苏亦对于他的兴趣比恭三先生还要大。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个人偏爱佛教考古而非宋史研究的原因。



钱文忠的译本，按照苏亦的能力来说，是没有办法挑错的。



更为难得的是，通过全文的校读明显可能发现越到后面，译者的错误越少。



像前面出现的不少问题，如回译等，到了后面都有了非常精细的处理。像沙畹等大师的很多古著法译，在汉译中都作了精确的定位与回译。



这也反应了一个重要的经验，即翻译本身对于译者也是一个有益的学习过程。



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完美的翻译，只是错多错少而已，所以对于任何真诚的学术翻译我们都应该鼓励。



而且翻译全书难，不过，苏亦在翻看译本的时候，确实遇到不少读着不太通顺的地方。



如果没有译本的话，以苏亦半吊子的英文是很难完全读懂这片论文的。



然而，不管如何，这年头有人愿意去翻译这些偏门的论文已经是很难得了。



所以，也不需要苛求什么。



再说当年苏亦也不是研究这个领域，只不过，这个时候，突然遇到周一良先生，苏亦就觉得不应该错过这个请教的机会了。



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