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的帝国空间的政治观念，满蒙回藏都要属于一个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他们试图把原来庞大的帝国人口与空间纳入一个现代国家之中。而有人则受到满清王朝压力下滋生的反满情绪和欧洲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只承认汉族所居的十九行省为中国，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宣称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甚至觉得对于中国来说，满洲甚至还不如曰本近。”



这种，日亲满梳的现象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中山先生，甚至觉得为了革命成功，可以把满、蒙之地统统送给日本，中国建国在长城之内（参看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并没有实现，也表明了晚清时期，国内对“中国”认识的差异。



“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呢？中国那么多著名的学者，就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吗？”



“有的！”



苏亦摇头，“并非如此。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是有彼此较量和竞争。不仅早期欧洲东方学与日本东洋学有彼此较长论短的心态，中国学者，无论是没有出洋的陈垣，还是深受西洋学术训练的陈寅恪、傅斯年、胡适，都有非常深的把汉学中心从法国巴黎和曰本京都移回来的想法。”



苏亦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汉学中心会在法国巴黎。



顺带跟台下众人科普一下伯希和的中国西域探索之旅。



以及伯希和对东方学的研究。



话题再次回到民国学者对边境的研究问题上。



“九·一八事变后，曰本关于满洲的研究兴趣大大高涨，正是在这个时候，傅斯年专门写了一部《东北史纲》。在这部书中，他却专门驳斥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论，他坚持用东北而不用满洲，认为这是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很显然，不仅讨论东北或者满洲，包括讨论西藏、新疆、蒙古和朝鲜，中国和曰本学者思考立场和研究策略往往大相径庭，这无疑告诉我们，文史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不得不面对一个各自不同的学术策略与思想立场问题。”



“实际上，早在傅斯年之前，就有学者关注这些问题，19世纪起国内逐渐对西北史地之学、蒙古历史语言之学发生过关注，获得了丰硕成就，并且促使中国传统考据学向国际近代历史学初步转向。但是，真正对于中国周边的近代性历史地理研究，却是稍后在欧洲和日本的东洋学，即所谓西域南海之学或满蒙回藏鲜学的刺激下，才较明显地发展起来的。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那个时代，一些敏感的学者们开始参与到西北地理、辽金蒙元史、域外文献的译读、中亚各种宗教研究等国际性的课题中。就连后来对满蒙回藏研究很深的日本学界，在明治时代起步时，都不得不借重中国人如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的著作。从此，这个新领域的关注空间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汉族中国，而更重要的在于所谓的西域研究了。”



“毕竟，在古代，所谓中国性首先是文化而非种族的。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里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诸夏是以农耕生活为基础的城市国家之通称，凡非农耕社会，又非城市国家，则不为诸夏而为夷狄。”



钱穆先生从文化的重要性来论述中国的合理性。



这是引用。



也是苏亦的过渡。



不管写论文还是演讲，都要有自己的观点。



“说到，这里，那么我也想提出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欧洲不同，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间是从中向边缘弥漫开来的，即使不说三代，从秦汉时代起，‘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语言文字、伦理风俗和政治制度就开始把民族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固定下来，这与欧洲认为‘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新现象’不同，因此，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



实际上，这也不是苏亦自己的观点。



这是《宅兹中国》的原文。



“从这点就可以论述曰本学者所谓的满蒙回藏鲜之学，并不合理。这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