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力争上游大有作为的张商英来说，那个小官位远远不能满足于他的胃口。



可是他就没有想想，他本来大有机会，而且攀登到较高位置，后来全部成了无效之功，到底是什么原因。



还不是因为他急于求成，慌不择路搞出来的人见人烦、猫狗不待见？



进了那么多次深坑，还不知道多加小心，稳妥一些，还要继续跳坑？



那可真是一名健将级别的跳坑运动员。



须知坑的数量是数不清的，你永远跳不完，前赴后继也没有用。



他刚刚担任了那个推官，还没有熟悉环境呢，就开始无数次地给各位执政写信，还有口头表达。



这些不同形式交流，都是提出要求，所要求就是一件事：他要当大官，要给他负大责，他要赶紧提升。



注意一点，这里的执政泛指所有中枢部门的不同主政官员，没有具体说那个部门。



估计张商英是不问那个衙门口，只问官大小。



凡是给的官大的，只要那个地方要自己，他就一脚踏进去。



可想而知，他这种急迫追人的作法，不会有人喜欢，多半适得其反。



谁也不喜欢那种毛躁脾气，稳妥才是要领，尤其是他的年龄到了那里。



接着在哲宗施政初期，张商英又搞出了事端。



那时因为种种原因，庙堂对新法中有些不便于民之处，稍有更改。



张商英见到了，觉得是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趁机又来上言，大张其论。



他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今先帝陵土未干，即议变更，得为孝乎？”



这是借用了孔夫子论语的说法，用他当鞭子打人，意思是说你们太性子急了，以至于违背了孝道。



这就是把当时可以说上话作出决定的君臣一网打尽，说他们都是不孝。这个罪名太大。



在宋代，不孝是大罪，承袭了盛唐对不孝惩治的律法，都很严厉，犯者必究。



也就是说，如果张商英有关“父之道”的指证，确定为不孝犯罪，那么所有人都要被惩罚，包括皇上。



不少罪行可以有例外，特殊的人物可以豁免或者减轻，而不孝罪不能豁免，也不能减轻。



因为不孝罪的本质是人伦大罪，而人伦只要是人，都必须要按照遵行，否则就不是人了。



当皇上确实位高权重，但是你要说他不是人，那他也不干是吧。



所以张商英的这个奏疏，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夸大其词，哗众取宠，关键是不符合实际。



而且他也根本就不是那种固守成规的人，这样说，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图谋自己出头。



可是如此一来，两边的重要人物都被他给得罪了。



因为小小改动，双方都可以看成那是自己主张的胜利。



保守派觉得胜利了，因为他们撬开了坚冰，有了起头就有希望。



改革派则保住了基本改革成果，也是胜利，起码没有大踏步退步。



最关键的是双方有了一致的基础，可以避免双方乱斗，可以专心干事了，这是皇上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不过，这次张商英至少说的没有太大毛病，也就没有人推他进坑，只是说了没管什么用，威信大降。



而且在大家心里都留下恶劣印象，这个恐怕后果更糟糕。



接着这位不得消停的老干将又给苏轼写信求入台，其廋词有“老僧欲住乌寺，嗬佛骂祖”之语。



这里的廋词，就是隐语，有什么事情不直说，又不能不说，就拐一个弯说出来。



弯虽然拐了，可是意思该明白的都明白。



比如其中的“嗬佛骂祖”，并非是他敢对佛祖指着和尚骂秃驴，而是表达他什么人都敢得罪的意思。



也就是说，只要让他干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