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表示怀疑，待从北方传来确切消息后，朝野上下竟又陷入一种诡异的沉默，就好像没有这事一般。



会出现这种局面，皆因穆栩的身份太过尴尬。



穆栩名义上虽然还是宋臣，可大宋的有识之士皆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穆栩业已成长为不下金国的威胁，迟早会和大宋翻脸。



并且此中还牵扯到一个难题，那就是该不该封赏穆栩。



有大臣曾私下上书赵桓，建议他以大宋天子之名，大肆宣扬一番穆栩的功劳，再重重的赏赐于他。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裹挟天下民意，将穆栩包装成为一个民族英雄，使他即使想要造反，也会心有顾忌，从而不得人心。



可惜赵桓哪有这等政治头脑，他不但没有采纳此议，反找借口将提出此事的官员贬到琼州，旗帜鲜明的表达了，他不愿封赏穆栩之意。



究其缘由，还是由于穆栩是赵佶的女婿，又与郓王赵楷交往甚密。



赵桓担心如果承认穆栩的功绩，会使其更加势大难治，且让赵佶这个太上皇借着女婿的势力，重新出山掌权。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赵佶在三月末回到东京后的遭遇。



靖康元年四月初三，赵桓采取耿南仲的建议，“尽屏赵佶左右，将其内侍陈思恭、萧道、李琮、张见道十人并行贬黜，不许入门。敢留者斩。”这是对赵佶身边人员的一次大清洗，使他周围内侍尽被替换，让其完全成为了孤家寡人。



与此同时，赵桓还采用陈公辅的提议，在太上皇赵佶身边安置“忠孝大节者”来监视于他。



首先是任命谭世绩、李熙靖主管龙德宫，“分日请见上皇，以备顾问，开谕圣意，庶几究性命之至理，以适其悠游无事之乐”，实际上是要求两人轮流监视和开导太上皇，让其彻底退出政坛，无法再干预朝政。



至此，太上皇赵佶实际上已被儿子赵桓软禁了起来。



做完以上这些，赵桓尤嫌不够，在这年五月初一又再次下诏，“令提举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闻”。



也就是要求将太上皇赵佶每天的活动及时上报，表面上看是对父皇的关心无微不至，实际上却是进一步加强了监视，并防止太上皇赵佶和外臣相通。



到了五月十三，赵佶回京已经一月有余，赵桓才允许他在御紫辰殿受贺、接见群臣。



而赵佶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虽被软禁，却不忘笼络左右，“犹时取财物，颁赐左右”，这就使得赵桓大为恼火，遂下定决心，限制赵佶的财物来源。



于是，赵桓再度下旨，“令开封尹籍所入龙德宫无数，目有得赐者出，即纳之于宫。”



即命开封府清查太上皇龙德宫的库存，登记造册，但凡有人获太上皇所赏赐之物，出龙德宫后一律没收入皇宫。



这种做法实属罕见，足见赵桓对父亲的成见之深、警惕性之高。



赵佶对此自然大为不满，可由于他此时已失去自由，面对这种局面却也有心无力，但还是委婉地做出了抗争。



据史书记载，宋徽宗“每有手笔付上（宋钦宗），自称老拙，谓上为陛下”，这或许是其不满情绪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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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父子隔阂愈加严重，赵佶对当初禅位一事追悔莫及，再加上他被软禁宫中，彻底失去了消息来源，以至于并不知道金人已让穆栩逐出关外一事，竟异想天开的提出，为防金人再次犯阙，请求赵桓放他去西京洛阳治兵。



此议一出，让赵桓更是震怒，认为他这位父皇依旧贼心不死，时刻还想要行复辟一事。



为了彻底打消赵佶不切实际的幻想，赵桓便对赵佶昔日最信赖的旧臣举起了屠刀。



这些人里，又以“六贼”为首。其中，李邦彦被赐死；王黼安置永州，途中秘密处死；蔡京贬于儋州，途中病死（另一说饿死）；童贯贬于吉阳军，途中赐死；朱勔贬于循州，不久被斩首。



除了上述五人，便是暗助赵桓登基的梁师成也被列为六贼，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途中赐死。



可见赵桓为了剪除赵佶羽翼，已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