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虽承秦制，但因为「宽以济猛」的缘故，御下牧民的手段上却是宽宏许多。



当然，这种「宽宏」一则只是相较秦朝而言，二则西汉的「宽宏「只是一种姿态，东汉的「宽宏」却是一种无奈。



秦国对官吏的约束颇为严厉，甚至专门制定了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的《为吏之道》，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监督，以杜绝贪污，若挪用公款，则以盗窃论罪，若通一钱者，则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



《秦简》中还明文规定了「令曰勿为而为之，是为‘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为‘废令，也。」



即秦律之中但有不允许臣民去做的事，一旦他们做了便属于违法犯罪，会受到程度不一的惩罚，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秦国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也即「保任连坐」罪。



这一做法，历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从某种角度上而言，也算是给后世历朝历代做了立法的榜样。



所以说「连坐」其实在之前便已有之，但在西汉时，虽然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官员考核制度，单论制度完善上的确更胜前朝，但在处罚手段上其实已经轻微了许多。



针对贪腐最重者，也无非是「主守而盗直十金，弃市」。



西汉一斤金等价于一万枚五铢钱，即官吏贪污银钱十万以上才会被除以死刑...



将这个量刑的「十万钱」和秦国的「一个铜钱」放在一起对比，就知道西汉有多么宽宏了。



至于东汉，就更「宽宏」了。



对贪腐的惩治无非是「轻则免官流放，重则处以极刑。」而这个极刑最多是犯者一人承受罢了，惩罚重者，如安帝初年的「清河国相叔孙光贪腐案」，也不过是「禁锢二世」，即叔孙光父子此后都不得出任任何官职。



就这惩罚力度竟然能列入东汉史书，似乎在当时人的眼里，「禁锢二世」已算是很重的惩罚了...



后来居延都尉范郇也犯了严重的贪腐，多重不知道，反正史书记载是「安帝极为愤怒」，更下诏让三公在朝廷讨论如何定罪量刑，大部分都认为应该让范郇受到和叔孙光相同的惩处，结果太尉刘恺反对，提出按《春秋》一书的意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是要鼓励人们行善，如今禁锢赃官的子孙，恐怕会使善人受到牵连，这不是先王审罪量刑的精神。



安帝听取汇报之后，肯定了刘恺的意见。判决只针对犯人，不波及无辜的亲属。



所以天朝古代王朝中治法中极为明显的一个特点，「连坐」制度，起码在东汉是非常少见的。



但即便是最为严苛的秦朝，也无非是将罪臣抄家、流放，将其家人打入贱籍，至于专门给贪官的子女办理一个户籍，还要「著书立传」的，却是自古未有。



千里为官，所谓何求？



大部分无非是名利罢了，当然，还是有少部分也会想着实现自身的理想抱负，但无论是为了名利还是为了抱负，这些人一定有个共同点，便是光耀门楣，同样的，他们也必然会引以为豪。



若是成了罪臣，做了贪官，不仅没有光耀门楣，反而牵连家族，殃及百世，让后人永远被人戳着脊梁骨说「此贱民乃是某某罪臣之后。」



试问谁能受得了？



试问谁又不怕？



而这样狠辣甚至当得起阴毒的计策，也的确只有郭嘉，或者贾诩这种剑走偏锋的毒士才想的出来，如诸葛亮、荀彧那种宰辅之才反而是不太可能。



这不是智商的问题，而是思维模式决定的。



想到这里，王政不动声色地看了眼郭嘉，心中感慨万千，难怪史书上常常会出现「狡兔死，走狗烹」的情况了，臣下表现出太过出色的时候，的确会让上位者生出莫名的忌惮，甚至是恐惧...



而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对于这些孤家寡人而言，其实这位臣下到底有没有「不忠」的心思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所具有的才华，能力已然产生威胁！



起码王政此时便觉得郭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