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鹿诏狱，后来被光武帝裁撤，就只剩下洛阳狱和延尉狱。



诏狱虽然行使监狱的职能，但关押的都是重刑犯人和高官犯人，守卫远比普通监狱森严许多。



按照《后汉书·百官志五》记载，洛阳监狱由司隶校尉、河南尹、洛阳令共同管理，三方职权覆盖，光各自派去的狱丞、狱吏、牢监就有一百余人，狱外还有大量狱卒把守，严密程度可见一斑。



像侯栩这样仅次于马元义的大反贼，足够有资格被关入诏狱了。



听到侯栩被抓进洛阳监狱，张让放心不少，说道：“既然如此，我便去一趟吧。”



去这一趟做什么？



无外乎威胁侯栩面见天子之后，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只要将这次天子的疑虑打消掉，那么他张让，又会是那个在大汉呼风唤雨的大宦官。



然而王钧却尴尬道：“让公，人虽说是抓到了，可那批东西却流落了出去，落到了一些对您心怀不轨之人手里。”



张让大惊失色：“什么？为什么你们抓到了侯栩，却没有拿到那批东西？”



陈暮解释道：“张公，侯栩将东西卖给了党人。我们得到消息，兵分两路，我去抓侯栩，张河去追党人。可能是他轻敌大意，带少了人手，中了埋伏身死，东西自然也拿不回来。”



“党人？”



张让十分费解道：“我与党人素无仇怨，今年皇甫嵩上书要求解除党禁，天子问我是否应允，我还帮了他们一把，他们怎么可能如此待我？”



为什么这么对你？



心里没数？



陈暮心中冷笑。



张让的确和党人没什么仇怨，因为第一次党锢之祸是汉恒帝时候的大宦官侯览赵津干的，那个时候张让还只是个卑微的小黄门，站在候览等人面前如喽啰，根本没有话语权。



后来汉灵帝即位，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而这次的罪魁祸首则是王甫和曹节，张让此时虽然已经发迹，升常侍，可依旧只是王甫曹节的跟班，没有获得权力。



而最后一次八年前因为曹鸾而发生的党锢之祸，仍然是曹节做的好事，跟张让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是党人恨上他，张让岂不是比背锅侠还冤？



但事实上张让还是没弄明白党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他们和现在的朝廷官吏一样，原本都是朝廷的官吏。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为人正直，作风硬朗，敢于和黑恶势力做斗争。



比如第一次党锢之祸的起因，就是侯览赵津的党羽无视法律为非作歹，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朝廷官吏不畏权贵，处置了这批人，得罪了宦官集团。



包括八俊之首的李膺，也是处死了宦官党羽，得罪了他们，造成了党锢的开始。



而现在朝廷上下的官吏虽然也有这样正直的人，但因为受到迫害，少了许多。很多人都是敢怒不敢言，哪怕心里正义，也不敢表现出来。



其他的大部分官吏则是庸庸碌碌，靠交钱买官度日。甚至连张温这样素有清名的两朝元老，在汉灵帝将他迁为司空的时候，还找他要了升官钱，就可想而知现在的朝廷政治有多黑暗。



党人求的是政治清明，他们才不管你以前有没有帮过他们，只要你这个掌权的大宦官和侯览赵津王甫曹节等人一样玩弄权术，祸乱朝政，他们一样就要弄死你。



所以张让虽然跟党人们没仇，可政治目标上却天然对立，不找你张让的麻烦，难道去找天子的麻烦？



毕竟现在的思想就是这样，天子都是贤明的，为君者都是好的。只是一时受到宦官蒙蔽，做出了错误的举动而已。



只要他们能够清君侧，把宦官全都弄死，他们就能辅佐天子治理国家，劝阻天子走向正规，那么从此政治清明，海晏河清，天下大吉。



从形式上来看，东汉末年的党人和宦官之争，颇有点像明末东林党和宦官之争。可惜的是人家东汉的党人是货真价实的君子，道德水准极高，而明末东林党人嘛．



“党人这么做，无非是想与张公谈条件而已。他们才刚刚被赦免，一无政治积累，二无官场人脉，想要入仕，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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