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这是从1919年孙中山便提出来的一个构想，当时还邀请了美国水利专家进行论证，论证结果是可行的。



后面整个民国时期长达三十年，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就没有停止过。



共和国建立以后，从1953年开始，多位领导就多次讨论酝酿三峡工程。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领导提议会议安排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并派飞机把对兴建三峡工程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林一山和李锐接到会上，请他们各抒己见。林、李两位早在1956年就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对立观点的文章，争论激烈。



领导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了三峡工程建设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在肯定兴建三峡工程的同时又充分吸收了反对意见的合理部分形成的。



改革开放后，三峡工程再次提升日程。以林一山为代表的主建派和以李锐为代表的反对派多次向中央陈述了各自的主张，社会各界许多人士也通过各种渠道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



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发扬上一代领导对三峡工程民主决策的传统，积极欢迎反对意见，尽可能吸取其合理内核。



1979年，水利部向国务院报告关于三峡水利枢纽的建议，建议中央尽早决策。而1980年7月，老人从山城乘船观察了三峡坝址、葛洲坝工地和荆江大堤，听取了三峡工程的汇报，1981年又在听取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时果断表态：“看准了下决心，不要动摇！”，1984年上面原则批准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编制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确定三峡工程实施蓄水位为150米的低坝方案。



甚至于去年老人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表示：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华夏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



也是在去年，上面决定进一步扩大论证，责成水利部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以钱正英为组长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立了14个专家组，进行了论证。



此次经过长达一年半时间的论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编制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要再次上会。



就像一位领导所说的：任何意见‘都是从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出发，这些意见对增加论证深度，改进论证工作以及完善论证结果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刘韬是支持三峡工程的，但是他不会反感像李锐、黄万里等反对者，因为有了这些反对者，在民主决策过程中是很有积极作用的。一些反对意见可以使论证更科学，实施过程更完善。在这个角度上，他们的贡献应该肯定。



至于有弊端，就不去建，那也是不可能。



因为任何水利工程，都是有利有弊，没有百分百的利！一个水利工程建设与否，重要的是利是否远大于弊！



建于不建三峡，这是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不能因噎废食。



此次刘韬返京的一个重要事情，便是参加三峡工程的论证会。



不出意外，会议刚刚开始，立马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主建派、反对派针锋相对，主建派强调三峡工程建成后的利，反对派强调三峡工程的弊端。



“现在西南大量建设水库水电站，比如完成立项的金沙江四大水电站，年发电量将会超过三峡工程发电量的两倍，在争议这么大的情况下，我建议不要建设三峡工程。”黄万里后面拐了个弯。



这些年，随着西南不断建设水库水电站，大量的电往外输送，大大缓解了用电情况。



“根据我们进行论证结果，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钱正英说着专家组这一年半时间论证的结论。



“刘韬同志，说说你的看法。”老人看了一下刘韬，点名道。



刘韬略微沉吟道：“三峡工程，或者说任何一个水利工程，不存在百分百利的情况，三峡工程建设与否是权衡利弊的问题。”



“比如刚才有同志提到，静态总投资650亿是天文数字，项目总投资更是高达1000亿，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关于资金问题，我想可以不用讨论，别说静态总投资650亿，就是翻倍1300亿，只要很有必要，那么也是可以建的。”



刘韬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