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规定了养马的数量与孳息数。



到洪武二十八年，他又下旨令“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共养马一匹。”



不过这样的民间养马政策不仅拖累了百姓，而且困扰了朝廷。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开始扩充马政范围，分别于辽东、北平、山西、陕西、甘肃设立了行太仆寺。



太仆寺本身只管官牧，但是京城太仆寺可以在管理官牧之外，统管民牧。



说到底，各太仆寺和行太仆寺官牧主要为各卫所官军和军舍余丁养马，属于强加给兵卒的一项附加差。



屯军作为生产粮食的专业兵种来养马以抵消掉田税，这属于是变相的以政府津贴补助屯军养马，是太仆寺官牧的主体。



至于民牧则是太仆寺将马匹散发到民间马户牧养，有关这些散发出去给民间的马的相关事务则由太仆寺管理。



面对这样的局面，朱棣的想法是，设太仆寺于北京，而滁州旧有的太仆寺则是改为南京太仆寺，辖区仍是原来的六府二州，官马民牧区域尚维持在洪武年间的范围。



对于民牧，他重新制定了一套“计丁养马”的马政体系，整套体系就是把按“民户”分配养马的形式转变成了按“人口”数来养马的形式，同时对奖励条例进行了相应的改变，变成了“免一半田租”的政策。



当然，有奖励自然就有赔偿，如果种马被养死了，而孳生的数量不够就需要赔偿，虽然看似是让百姓承担了一定量的风险，但也属实情有可原。



毕竟无论是官兵还是百姓，其饲养的马匹都是来自于明朝廷，也就等同于养马户的马都是白来的，所以势必就会有很多人都不重视马匹的饲养，甚至还对军马肆意劳役，造成军马生病甚至是伤亡。



故而，朱棣在制定奖赏条例提高养马户的积极性之余，也一并制定赔偿条例的目的就很明显了。



无非就是为了提高养马户对军马的重视程度，使得其能够尽心尽力的完成军马饲养事务，而不是肆意劳役军马，从而尽可能的减少明朝廷自身的财政损失。



单从这些来看，朱棣的马政还算是比较完善且人性化的。



不过就“辄赔补”这一条却让朱高煦皱眉，毕竟他太清楚明代官僚的尿性了。



况且，江南并不适合养马，不然朱元璋也不会让江南十一户养一匹，江北五户养一匹了。



马政要推广，但得看地方，必须选择适合马政的地方。



如果没有足够的草场和土地，那对于百姓来说，养马就是一种负担了。



因此对于朱棣的想法，朱高煦开口说道：“父亲的想法不错，也可以试试，但我觉得养马得挑对地方，也得挑对人。”



“江南两淮之地实际上并不适合养马，朝廷所拥有的河套、大宁、渤海、陕西、河西、北平、河南等地实际上更适合养马。”



“别的不说，就单单说渤海的吉林马场，其每年可出栏马数几乎堪比江南的六府二州，能保证每年产出两千余匹军马。”



“这样的地方，在渤海还有很多，不仅适合养马，更适合养牛、养羊。”



“因此我以为，与其将马政负担给江南百姓，不如给关外、给北平、陕西等地百姓。”



“按照父亲的“计丁养马”，关外二百余万百姓，起码能养马百万，而且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资源比江南百姓多出太多太多。”



“唯一需要在意的，便是对他们的赋税蠲免和豆料补贴。”



朱高煦的想法比朱棣要单一一点，他想直接把洪武年间发给江南六府二州的民马给回收，统一交到关外辽东、大宁、渤海三地的百姓手中，由当地的百姓来养马。



关外的地盘足够大，不说辽东，单说渤海的长春、吉林、肇州这三地的草场就足够放养六府二州的十数万匹民马，让它们撒欢生活。



关外的女真人养马本事不差，更别提自从哈剌兀被朱高煦活埋后，兀良哈每年都有部落南下投奔渤海了。



这件事情，也是前几日亦失哈写信给朱高煦，朱高煦才知道的。



这群蒙古人和女真人都是养马的好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