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仅仅只是做了个开场白，这场时间跨度明显短不了的会议，便陷入了一阵极为漫长的沉寂之中。



——垄断。



准确的说，是国营单位垄断某一大宗商品。



放在后世新时代，这尚且是一件盘根错节，需要剥丝抽茧，层层疏离的大难。



在这两千多年的汉室，难度自更是不言而喻。



就拿五年前，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关中出现的粮食价格波动，以及后续一系列动荡距离。



商人们为何要哄抬粮价？



因为更高的价格，可以让商人牟取更多的利润，赚更多的钱。



那朝堂中央为何要出手，平抑粮价？



因为稳定的价格，更有利于底层民众的生存，能更好的保护底层民众，以及社会的稳定。



双方各有所图，想要达成的目标针锋相对，遵从的逻辑南辕北辙，这便是矛盾。



而且是极为尖锐的利益矛盾。



——一方要吃人，一方要保人。



最终的结果，便不外乎：要么前者如愿吃人，更甚至吃掉后者；



要么，是后者如愿保下人，更甚至抹除前者。



但这件事对于后者——对于想要保护民众的朝堂中央而言，真正的难点就在于：商人们哄抬物价，往往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们的险恶意图的。



商人们哄抬物价，从来都不会直接了当的说：我今年想多赚点钱，所以涨价了；



你们这些泥腿子乖乖掏钱吧！



而是会扯一些产量下跌、成本增高、需求增长之类的幌子，以名正言顺的哄抬价格。



——不涨价不行啊



——不涨价就要亏本啦



——地主家也没余粮啊



等诸般此类。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长安朝堂中央，还是郡县地方官府，其实都不太方便以太过强硬的手段，去镇压‘事出有因’的货物价格。



人家涨价，是有‘正当理由’的！



你官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死活不让人家涨价，还讲不讲道理了？



于是，官府只能‘讲道理’。



即：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通过抛售平价粮，来宏观调控市场。



——你高价卖，确实‘事出有因’，虽然道德败坏，但终归不犯法，我确实管不着；



可我低价卖，那也是心系天下苍生，非但光伟正，而且同样不犯法！



你乐意高价卖随你；



我乐意低价卖，你也照样管不着我！



通过这样‘讲道理’的方式，以合乎市场规律的手段，低价抛售来压制物价，是绝大多数统一政权控制物价最直接，同时也是最明智的手段。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



——当年的刘荣，原本并不打算通过官营粮米，来让少府内帑垄断关中粮食市场。



最开始，刘荣的目的，仅仅只是压下当年，隐隐有飞涨趋势的粮价；



别说是对哄抬粮价的商人们，以及背后的幕后黑手‘秋后算账’了——就连次年的粮食价格，原本都不在刘荣需要考虑的范畴当中。



至于后来，刘荣‘蹬鼻子上脸’，从最开始的平抑当年粮价，发展到稳定未来数年的粮价；



再到一劳永逸，直接官营粮米，几乎永久性平抑关中粮价，以达成对关中粮食市场的垄断——这一系列变化，其实都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如果一开始，刘荣就提出官营粮米，由官方垄断关中粮食市场，那这件事做成的阻力，很可能连先帝老爷子都扛不住！



从朝堂内外，到功侯贵戚，再到东宫、宗室——整个世界，除了没有任何发声渠道、政治话语权的底层民众，其他所有人，都会成为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