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叛乱也好，于外，对决北方匈奴、南方百越也罢。



总之就是：不是正在打仗，就是在奔赴战场的路上。



动辄十数万，乃至数十万兵力的投入，又是常年累月、几乎不曾停止的战争。



整个天下两千万石粟的农税收入，地方郡县截留三成作为运转资金，送到长安的就只剩下一千四百万石。



军队军粮，一年就是三四百万石；



官员俸禄——光是朝中三公九卿十二人，便已是三万石以上！



再算上朝堂有司、地方郡县，毫不夸张的说：汉家每年光是发出去的俸禄，便不下千万石！



这么算下来，光是打仗所需的军粮，外加官员俸禄，就已经能把汉家一整年的财政收入消耗一空。



所以，开国之初的汉家穷。



穷的国库能跑耗子；



穷的堂堂天子刘邦，凑不出八匹同色的马拉御辇。



穷的刘邦到后来，都凑不出平定异姓诸侯叛乱的军费了，便只得不顾朝堂一致反对，发行荚钱三铢——面值十二铢铜的三铢铅钱。



但没办法；



开国之初，内忧外患，天下遍布疮痍，百废待兴。



为了短期内改善财政状况，刘邦只能选择先解决眼下的问题；



至于后患，则只能留给后世之君去解决，或者说是擦屁股。



当然，刘邦为首的一代目长安中央，也并没有因为远水不解近渴，而忘了为汉家挖一口很久以后才能有水的井。



这个‘井’由两条具体的规定组成。



第一条：凡汉之民女，年满十五岁而不嫁人的，从十五岁开始，每年罚钱一算，即一百二十钱；



十八岁还没嫁人的，官府要负责为该女子找到合适的男子，并让他们组建家庭——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强拉配郎。



没能做到的，地方官府与该女子的家人，皆坐罪。



第二条：婚后，夫妻每生育一个孩子，男孩赏钱二百，女孩赏钱五十；



婚后两年之内未生育，罚钱二百。



凭借这两条针对性极高的生育政策，汉家得以在开国后极短的时间内，便为华夏文明定下了‘女子十五岁前必须嫁人’，且要尽可能多生育的社会共识。



并在随后短短四五十年的时间里，将汉家的人口从开国初，二百万户、一千三百余万口，一举翻了个番。



到了刘荣即位的孝景皇帝六年，也就是汉五十一年，汉家总人口超过五百万户，两千八百余万口。



足足五百万户农民，让汉家即便是将农税从汉初的十五税一，近乎永久性降到了三十税一，却也还是能为长安朝堂中央，带来每年超过三千万石粟的农税收入。



——每户农人虽还是百亩田，但收成早已从开国年间的亩产不到两石，抬高到了平均亩产超过三石！



这使得百姓缴纳的农税，即便减半为三十税一，也还是能维持在每户十石以上。



每户十石，五百余万户，便是五千多万石！



即便地方郡县依旧要截留三成，即一千五百万石以上，能给长安朝堂剩下的，也高达三千五百万石之多。



这其中，官员俸禄一千五百万石，剩下的两千万石，便可以用来做一些事儿了。



比如皇陵的开掘啊



陵邑的建造啊



以及马征建设，军队扩编、武器更迭之类。



简而言之：开国初的千余万人口，只能勉强维持刘汉政权的基本运转；



而如今的两千多——近三千万人口，足以使得汉家在保持极低税率：三十税一，即不到百分之四的农税的同时，又稳稳走在迅速强大的坦途之上。



即便偶有战争，也就是像孝景皇帝三年的吴楚七国之乱那般，根本无伤大雅。



——大不了拿出那一年全部的闲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