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煜眼前的这尊鼎，名为“西周太保鼎”。



西周太保鼎是西周青铜器，高507厘米，长358厘米，宽228厘米，重26公斤，纹饰优美，造型独特，铸造工艺精湛。



该鼎四柱足，口上铸双立耳，耳上浮雕双兽。鼎的腹部四面用圆雕、浮雕技法，鼎腹部四面饰蕉叶纹与饕餮纹。



鼎的腹部四角有扉棱突起，四个柱足也装饰有扉棱，而且鼎足的中部装饰有圆盘。方鼎的腹部内壁上清晰地铸有‘大保铸’三字铭文。



而这‘大保’二字其实应该为‘太保’，因此这件方鼎被称作太保鼎。



太保是周朝一种职官的称谓，其主要职责是辅助周王，根据史书的记载，召公是太保，周公是太师。



共同辅助周成王。太保召公名为奭，周武王死后，他和周公以长老的身份监护周成王。



这鼎还是很具有考古意义，而且在当时的西周，鼎代表的是身份的象征。



依据西周的礼制可以看出,天子殉葬用九鼎,诸侯七个,在春秋时期诸侯墓中出现九个鼎的现象也是普遍的存在。



有的甚至会超出九鼎的数字，这都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而在其他地方已经出土的鼎中，也是证实了这一事情。



在清时期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西周的一名为毛公鼎的鼎被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



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



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



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巧见此鼎。后毛公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



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赏给苏亿年1000两，此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



陈介祺病故后，1902年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1911年11月27日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



民国期间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



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



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



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得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的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



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誓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



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的时候秘密携带毛公鼎逃往香港。



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



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成，稀世瑰宝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



而且据说此展柜是永不更换的展品。后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大纪念章之一。



公鼎通高54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5千克，由作器人毛公而得名。



鼎为直耳，半球腹，足为兽蹄形，矮短而庄重有力，鼎的口沿还装饰有环带状的重环纹。



整个造型浑厚凝重，饰纹简洁古雅朴素，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西周晚期的鼎由宗教转向世俗生活的代表作品。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的重器，鼎内壁铸有铭文，32行，近500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



堪称西周青铜器中铭文之最。其内容叙事完整，记载详实，被誉为“抵得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