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好死不死的，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宋徽宗的耳朵里，然后他就被皇帝找了个由头贬了官。
很有戏剧性，也充满了荒诞不经，但这件事绝不是杜撰，而是明确记载于南宋诗人、词人，仪真录事参军张端义所著的笔记体史《贵耳集》中。
这本书也是后世史学家公认的考据《宋史》的重要依据之一。
故事是不是真的不重要，但周邦彦确实很有名，他少年成名，曾作《卞都赋》，使“卞京纸贵”，更是宋代著名词人、诗人，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排名还在李清照之前。
他历经三帝，官虽然都不是太高，但大都清贵：神宗时任太学正，后出京任溧水县令，任内为政敬简，受百姓称颂。
哲宗时回京，再任国子监主薄，后转秘书省正字，转任校书郎。
徽宗时，升考工员外郎、再升卫尉少卿、宗正少卿，兼仪礼局检讨，其间提举主掌音律诗词的大晟府，后拜秘书监。
要是做一下概括，他这辈子主要做了四件事：作词、教学、作曲、修书。
包括中间虽然数次转任地方，皇帝依旧让他“管勾学事”、“兼事修书”。
所以要说有一本南宋举子必考的《仪礼注疏》是周邦彦手抄的，还真就不奇怪，因为他大半辈子干的都是这个工作。
但南宋周邦彦的手抄本能流传至今，这就相当让人不可思议了。
不是说不可能，流传下来的宋朝的手抄本也不是没有，各大拍卖会中时不时就能见到。
李定安觉得奇怪的是，来历这么不一般，价值这么高，还保存的这么完好的手抄本，自己竟然没听过？
这就好比突然冒出了一份苏轼或是王安石的亲笔手稿，之前却没有传出一丁点的风声和征兆。
周邦彦又不是什么冷门人物，清真居士的名气还是相当有知名度的。好，抛开这个不提，《秘书省管下校书郎朱记》总有人认识吧？
这妥妥的宋版手抄本，而且是宋代皇廷内府藏书，再看品相，摆明一直都是精心保存，而非从墓里挖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东西早该名动天下，既便问世，也不该出现在什么展览会中，而是苏付彼、佳士德、嘉德、保力之类的大型拍卖会，上拍之前，必然被炒到爆炸的那种。
包括现在，展览会举办了一个多星期，迄今为止价值最高的一件藏品不过是宣统时期的一份圣旨，标价不过八百多万，能不能卖出去都不一定。
做做对比：至少两亿的手抄本，这是什么概念？
心里震惊的不要不要的，他下意识的又翻了一页，想看看具体内容，然后，感觉眼睛就跟瞎了一样。
这是什么？
或方或圆，或阴或阳，或朱或白，或篆或楷……这一页纸上字有多少不知道，就说印，足足十几枚，盖的密密麻麻，几乎没有一点缝隙。
也就是纸不够，不然绝对还会再盖几方上去。
读的就是“宋元明清”考古，又天天泡在国博，对这些印章李定安不要太熟悉：
依然是九叠篆刻大方官印：《内殿秘书之印》……这是靖康后高宗朝，也就是赵构时才刻的南宋内府书画鉴藏印章，同为秘书省藏书方印之一。
小篆方形白文印：《缉熙殿宝》……这是理宗朝始见的内府藏书印章。
同样是九叠篆刻，满朱文方形印：《祝融之后》，这是南宋倒数第二位皇帝端宗时的藏书印章。
再往下看：《翰林国史院官书》……先说这“翰林国史院”：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等于尚书、中书、门下、秘书四省合一，是元朝的最高中央机构，没有之一。有这枚印，就等于这本书被元朝翰林国史院收藏过。
《文渊阁》满白文印，这是明代内府藏书印鉴。
朱文大印《广运之宝》，这是朱元璋亲自下旨刻的，为明代帝宝之一，专为藏书、赐书之用。说明这本书至少有一位明代的皇帝看过，还盖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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