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她站在糊了窗纸的格子窗前，用小手指蘸了一点唾沫，在窗纸上湿出了一个小小的圆洞……可她看到的却是川流不息的女人们的屁股。



无梁的女人们川流不息地涌进来。有传话的，有苦口婆心劝说的，有自以为懂普通话做翻译的。女人的屁股一次次从院墙上跨过，把双方的话递来递去……在传话的过程中，无梁的女人们按各自的理解把双方的意思都做了大量的艺术性加工，该删的删、该加的加，来言和去语都是在蜜汁里泡过之后才“翻译”过去的。那就像是用一把把钥匙试着开锁，这一把不行再换另一把……就这么试着试着，四个小时过去了。最后连吴玉花自己都说不清楚，到底是哪一把钥匙拨动了她的心。等女人们在吴玉花的默许下，正式打开院门待客时，已是掌灯的时候了。



天黑下来了，在门前站了四个小时的蔡国寅终于吃上了“鸡蛋茶”。那一碗放了红糖的茶水里打了六个荷包蛋，吃了这碗鸡蛋茶的代价是，他必须入赘做上门女婿。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风俗和讲究，蔡国寅也都一一答应了。



两人终于正式见面了。在昏暗的油灯下，吴玉花低着头，心里乱糟糟的，虽说也曾偷一眼偷一眼地看，可灯光只有一豆儿，太暗了。桌上的十匣点心挡住了她的视线，终还是没有看太清蔡国寅的脸，她看到的只是半边脸，那叫“刚毅”。她原来就知道他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斗的军人，现在仍然只知道他是一名军人。应该说，一个时期的风尚（对军人的爱慕）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意思，也都是稀里糊涂的。



按照口头协议，蔡国寅是作为上门女婿入赘到无梁村的。听人说，当年吴玉花的婚礼是十分风光的。那年月，她是无梁村第一个坐吉普车出嫁的姑娘。那辆吉普车从她家门前开出来，在众人的追逐下围着无梁村转了一个圈儿，尔后又开回来了。就这么转了一个圈儿之后，上尉连长蔡国寅就此变成了无梁村的老姑父了。



那时候上尉连长蔡国寅月工资九十八元，算是高薪阶层。可这次婚礼，蔡国寅在无梁村一群热心“帮办”的策划下，一一都按当地的风俗办，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除了置办嫁妆外，那一天吴家开的是流水席，肥猪用了三头，豆腐十盘，粉条一千七百余斤，花卷子馍十四笼，还有烟酒……无梁村男女老少一个个吃得满嘴流油！



那天夜里，月亮成了无梁村最亮的一盏灯，几乎全村人都到老姑父的屋后“听房”来了。在皎洁的月光下，他们等待着一个用普通话说出来的一个“日”字，可他们一直等到露水下来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听到。



最后，他们终于听到声音了，是哭声，吴玉花响亮的哭声。



我知道我们终有一天要回归土地。



可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自己的脸。是的，我照过镜子，可我看的是相貌，不是脸。一个人的脸应该包括他的全部生命特征。那时候我还看不清自己。不知自己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皮肤的颜色为什么是黄的，它是怎么染成的？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们的颜色来自于土地，我们与平原一个色调。



是的，在时间中，我曾不断地修饰我的记忆。我篡改了很多东西，包括我的童年……



记得，当我睁开眼，第一眼看见老姑父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么？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与无梁的任何一件物什都浑然一体：谷垛、麻雀、树木、房舍，以及场里的石磙，瓦屋的兽头，颜色是一样一样的。他就像是土生土长、垒在村边的一堵黄泥墙，或是植在路边上被风雨蚀过的乏灰色的老树桩子。他的脸就是一张无梁村的地形图，沟沟壑壑一览无余。那眼泡就像是干瘪了的、浊黄色的、用席篾子划开又撒了一点黑豆的石榴皮。他身上的黑棉袄烂着套子，腰里勒着一根草绳，上半身像是一捆柴火；下半身又很像是一个大着裤裆、裹了裹脚的老太太。是的，他腿上还七缠八绕地用烂布打了一截不太正规的绑腿，那大约是他当过军人的惟一显示了。



说实话，是碎嘴的女人丰富了我童年的记忆。后来，我才知道，老姑父当年那段曾经轰动颍平城的爱情故事早已烟化了。当年的上尉连长蔡国寅自从脱了军装后，已经是无梁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特别让人惋惜的是，当年的4873部队，就是曾经驻扎在颍平的榴炮团，也就是老姑父曾经担任过连长的北大院，二十五年后出过一个中将和两个少将，他们都曾是老姑父带过的兵。可老姑父本人却在跟团政委吵了一架后，为了一个女人，莫名其妙地复员了。



甜蜜是很短暂的。据说，两人结婚后仅串过一次亲戚，去吴玉花她舅家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