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皇帝肩扛日月，江山社稷系于一身，是大明的举重冠军，但只靠他一个人举不起来大明这片天，需要更多的人加入举重队一起举重。



在张居正看来，任人唯贤的底线，最起码这个人要有能力，哪怕他是个奸臣佞臣。



张居正允许王崇古存在，没有穷追猛打喊打喊杀，就是因为王崇古真的能干活，是举重队的一员。



给他一百万银，他能干出八十万银的活儿，就算是有能力，毕竟既要保证上面不给你添乱，也要保证下面人每个人都有口吃的，还要落自己口袋一些；



如果给一百万银，能干出一百二十万银的效果，那就是能臣干吏了。



张居正认为，内阁的辅臣要去五大市舶司让大火烧一烧，看看是不是真金，而内阁的首辅，要架在最烈的火架上炙烤。



申时行的奏疏，不是在说自己多么多么辛苦，而是提醒陛下，大明新政破坏旧生产关系，建立新秩序的时候，要注意治理难度和管理成本的快速上升。



对于大明脆弱的财政而言，一个闹不好，大明朝廷就破产了，闹得修皇陵连五十万银都拿不出来，那真的是天大的笑话了。



大明的财政依旧脆弱，看起来朝廷一年三千万银的收入，已经追平了永乐年间，并且向着国初洪武年间的税赋在快速增加，根据户部的预估，在万历十五年，就会超过洪武年间的税赋。



但大明的行政成本远超当初，过去是皇权不下县，破坏旧生产关系，代表着更多的人，涌入城池和其周围，纳入了皇权直接管辖范围，而不是任由其自生自灭。



而且大明军饷支出，也在逐年增加，如果朝廷连军队都养不起了，弄到要允许军队自谋生路、自筹粮饷，到那一天，万历维新的强军，就会成为大明的梦魇。



‘进步、发展、变化’神话，维持这个神话的必要条件实在是太多。



要有稳定的国内局势，不能出现大规模的民变，甚至不能出现僭主、主少国疑、兄终弟及、旁直入大宗的巨大政治事件，而且还不能出现过于激烈的党争，有限的竞争有利于朝中各个山头自我新陈代谢，而过于激烈的党锢，就会导致亡国之祸；



需要拥有健康的经济，手工工坊、机械工坊，都需要大量稳定的劳动力进入工坊，需要庞大的农业生产供养，这就要保证：农业生产不仅要有足够剩余要能够超过工坊工匠的消耗，而且还需要提供足够的劳动力；



需要各个阶级达成广泛的利益分配共识，占据了分配地位的肉食者，无论是基于高压的政令，还是基于市场竞争，亦或者是基于供需关系，要给生产者足够养家糊口的待遇，这需要形成利益分配上的共识；



需要无数的读书人投入到理工，而不是理学之中，培养足够多的理工院学子、格物博士，不断地推动大明国朝的生产力，即人改变自然能力的提高，才能维持足够的增量，让各阶级分配增量。



申时行非常悲观的认为，这四个条件里，每一个条件都是极为脆弱的，而且任何一个条件崩坏，没有足够的发展，基于分配增量的万历维新神话，进步、发展、变化的神话，就会破裂。



万历维新潮水退去的时候，就是国朝最危险的时刻。



申时行的奏疏里，略显一些绝望，这显然是读斗争卷读出来的绝望，他在尽自己最大努力，防止这一切的发生。



松江府造船厂跟下饺子一样，制造着各种各样的海船，这些海船从五大市舶司出发，将世界的财富和原料带回大明，来保持大明神话不会破灭，快速帆船的产量已经从一年六艘增加到了一年十四艘，但申时行依旧不满足。



申时行有点急，多少有点白银不足恐惧症。



“万历维新这条路，仍然是道阻且长。”朱翊钧朱批了申时行的奏疏，他上奏说了行政成本的高昂、万历维新神话的必要条件之后，还汇报了浙江还田的进展。



申时行在执行还田的时候，也有一种急迫感，浙江九营今年如期完成了抗汛出巡，并且在出巡的过程中，剿灭了好多土匪，毫无疑问，这些土匪之中，有些是真的流寇，有些是不甘心失去土地的地主们的打手，有些干脆就是地主本身。



申时行执行还田的过程，已经凌云翼化，有些极端了，斗争素来如此，你死我活，更遑论生产资料分配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