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宦不应居下考,好官重点在催科,这帮官吏哟,哎。”王国光拿出了一本奏疏,递给了张居正查看。
张居正看完之后也是两眼一抹黑,一拍脑门,靠在椅背上,缓了片刻,又无奈的摇了摇头,他再次肯定,还是靠陛下英明更可靠,这条路好走的多,现实的多,指望万夫一力,还是太难了。
一件十分特殊的贪腐案,奏疏来自于都察院总宪海瑞、李幼滋,而稽查的方向是绥远的窝案。
绥远穷的叮当响,若不是有了绥远驰道,连归化城的百姓,都得跟动物一样,逐水而居,生产模式主要是以游牧为主,大明攻灭板升城,拢共才五年,贪腐窝案就诞生了!
这次朝廷没有等到民乱再去安抚,而是降水量下降就准备救助旱灾,这自然要查一查绥远地方的帐,这仔细一查,发现了个怪事,绥远地方的税收的有问题。
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大明腹地的苛捐杂税,被套马的汉子们,学的明明白白!
关键是大明腹地尚且承受不住这样的剥盘,更遑论生产资料、生产关系极度不稳定的绥远,今年又有大旱。
三娘子手下大概有二十七名鞑官书吏,自万历十年起,开始巧设名目,而且这些苛捐杂税,全都扣在了大明朝廷头上,说是皇帝要收!
绥远地方胡汉杂居,这刚刚被并入大明五年,百姓们也不太懂流道,为了安稳的生活,就只能硬着头皮缴纳了。
收羊毛的三娘子刚押着羊毛入京,就到都察院去了,请海总宪反腐抓贪。
三娘子也没让绥远自查,她直接请了都察院,异地办案,来保证能把窝案查清楚。
对于三娘子而言,自查,朝廷怕是要怀疑她暗自积蓄力量,时刻准备再复大元荣光,所以三娘子直接交给了朝廷,自己又拉着羊毛来到了京师。
案子不复杂。
第一次巧立名目是:草原上三岁以上的孩子,都要交口钱,一年一人23文通宝,而十四岁开始算赋,一年一人120文通宝。
人头税,也是草原的惯例,大明不收这个人头税,为了鼓励人口流动和人口繁衍。
大明腹地的通宝都不够用,草原上哪有那么多的钱?没钱没关系,牛、羊、皮草、牲畜都可以抵扣,口钱和算赋很快就没有那么多的分别了,全都是一体算赋,三岁?肚子里的娃娃都算人头税。
这人头税只是其一,最重要的就是各种摊派,朝廷修驰道用的是工兵团营,但是配套的产业上,可不是,地方的衙门,开始拉壮丁一样的拉劳役劳作,开始还是一些修桥补路推土之类的活儿,后来干脆就变成了只要有事,就去拉壮丁,交钱可以免役。
这些鞑官酷吏们,动辄就是圣上指示。
比如绥远地方有很多地方都种了番薯,有些人办薯粉厂,不是官营的薯粉厂,这些地头蛇们,就给这些鞑官们一点点银子,鞑官们打着马鞭,啪啪作响,就去拉人头,百姓短则三个月,长则一年,就只能给这些鞑官们干活。
不肯交,不肯干?那更好办了!直接拉到村口的碑名前鞭打!
催科的鞑官,就往死里打,打的人奄奄一息,然后到家里去搜,拉走你的牛羊、牲畜、拆了你的门、甚至连房的茅草都要拿走。
潘季训入绥远后,曾下令在每个人群聚集的地方的村口,设了一块地界碑,地界碑上刻着该地的名字,这地界碑在草原百姓心里,就是代表着大明、代表着朝廷,甚至说直接代表着皇帝本人。
这地界碑,就是皇帝插在草原上的龙旗大纛!
这些鞑官就把人拉到地界碑前打,这摆明了就是用大明的天威压住所有人心里头的怒火。
初宦不应居下考,好官重点在催科,其意思就是当官想往上爬得学会催科。
“根据我对草原的了解,这些鞑官们,已经收敛多了。”王崇古看完了奏疏,嗤笑一声说道:“忠顺夫人就在京师,诸位不信尽管去问,我少时随父行商,亲眼看到了不知道多少次,草原上,把人吊起来打,就为了一小块狼皮褥子。”
“这些個酷吏,现在可不敢折腾的那么过分了,但还是被朝廷给察觉了,那借着陛下的名字行如此伤天害理之事,陛下指定不会留情,这是叛逆,不是作奸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