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都的用心了。一方面，从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的十年时间，都城一直位于南京。在钱穆看来，此时的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决策和机构已然处在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的侵蚀和感染之下。



如果未来的中国想要摆脱官僚资本以及这种资本力量所内含的奢荣萎靡的精神气质，就应该将政治中心同经济中心相分离，“若据经济情形，则政治首都不必与经济中心重规叠矩……若求以艰苦卓绝建新国，若求超拔于官僚资本贪污恶浊空气之氛围，则毋宁以政治首都远离商业城市”。



另一方面，中国尚处在外敌凌虐，山河破碎的危亡和刺激之下，但钱穆认为，中国文明的未来恰恰就需要在这种极端的刺激之中促使这个古老文明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而这种新精力，将是“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复始”。



在西安这样的自然人文环境下，中国的新一代政治精英，从政治家，军人到思想家都应该在此接受洗礼，体悟中国民族精神中坚毅强韧笃厚伟大的一面，常保此种救国于危亡之中的生命力，成为实现新中国文明复兴的“活的长城”。



▍兼具海陆的大陆农国：文明比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选择



“夫新中国之建设，将为内陆开发乎？抑为海洋飞跃乎……此诚国家百年大计，所当先决，国策则精神有所凝注，而新首都之选择将不烦言而定。”钱穆在《论首都》的结尾敏锐地指出，首都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战后新中国的海陆文明道路选择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钱穆的主张是典型的“陆地中国”观念。钱穆对陆地的推重，一方面具有国防因素的支撑，即前文所述对北部军事威胁的积极防御，同时钱穆亦有对中华民族之精神重塑的考量。但我们不难发现，钱穆并没有把新中国单纯定位于一个陆上或海上国家，而是提出“大陆农国”这一概念，凝练地表达了他对未来中国文明道路选择的设想和期望。



钱穆在其1943年发表的《农业与国防刍议》一文的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一大陆农国也”。由于此文发表于抗战时期，往往被认为是一篇针对国防建设问题的应时之作。其实早在1942年的《战后新首都问题》中，钱穆就把“大陆农国”这一概念提升到文化价值层面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亦是一个最标准最理想的大陆农国的文化”。到了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钱穆在其《中国文化史导论》与《文化学大义》当中，以中西文明比较的视角系统阐明了“大陆农国”理念背后的文明意义和价值关切。



首先，钱穆认为，“大陆农国”是对中国地理环境和历史情形的总体性概括，“遍国中皆农村，遍国人皆农民”，中国自古即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国的国民之大部分也由农民组成，因此从历史事实和国家现状来看，中国都是一个依托于大陆的农业国家。



按照主流的政治经济观点，相比于现代工商业文明，农业文明是一个封闭和落后的文明形态，直到晚近，在中国诸多文学历史作品中农耕文明特质往往仍被视为当今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根源和病症所在。而钱穆早在1943年的《战后新首都问题》中明确提出：“中国已往是农国，中国人之将来依然仍是农国。只不过要成为一个新大陆的新农国而已。”



如果要想理解钱穆对农国的推崇，我们一定要将其放置于民国学术和思想的语境之中来考察。一战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亲眼见识到了欧洲战争的残酷和无情，并转而考察和反思西方国家科技和物质文明的弊病根源之所在。



1925年，章士钊在《甲寅》杂志发表《农国辨》一文，其中的“农国”概念，正是基于对工商业资本主义之根本弊病的认识而提出的。章士钊是如此定义农国的：“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谓之农国”，而与之相对应的工国的定义则是，“因之资产集中，贫富悬殊，国内有劳资两阶级相对如寇仇者，谓之工国”。



因此在章士钊这里，农国已经不是意在农业，而是借助农业文明和农业精神中的某些特质和经验，来弥补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弊病。



钱穆的农国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章士钊等民国学人的问题意识和思路，并且更进一步，从深层次的中西文明比较的维度来阐述农业文明之优劣。在《中国文化史导论》和《文化学大义》中，钱穆把世界诸文明的起源划分为三种，并分别对应不同的地理环境。



“世界人类文化在源头上，有三大类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大抵游牧发展于草原高寒地带，耕稼则多在温带平原河流灌溉之区，商业则繁盛于海滨及近海各岛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