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色心不跳地喊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这种口号的。



而赵玖也是只能叹气，他自己不知道东南税赋重吗？可到底长痛不如短痛，他要是采纳当初一些人的意见，暂时议和，那难道御营军队就可以裁撤了？信不信明天金兀术就又兵临东京城下给你整点新活来。那既然不能裁撤御营军队，百姓的负担就真的能减轻吗？更何况灭了金国其实只是算绍宋这个大目标包含的一个主线任务而已，之后这个国家何去何从，其实他自己心里都还没底。



他现在在宫里搞些什么桑葚鱼塘之类的事情，也无非是以一个现代人的道德标准想要求个心安，至少不能在明知道东南乃至整个天下的百姓依然处于水深火热，日子过得极是艰难的时候还坦然享受那种奢靡生活。自己除了是这个大宋的天子之外，也是一个普通人，也合该尽自己的一份心意。



见气氛一时有些凝重尴尬，最后还是与胡寅关系最为亲近的都省首相赵鼎想了个法子出来打圆场：“想不到明仲年少时竟这般活泼……”



他这般起了话头，诸人，尤其是西军诸将领随即也便意识到，这位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胡漕司原来年少时也颇为生动有趣，一时间除了讶然，更多是感慨岁月和局势催人老——虽然胡寅如今也不过三十出头，但处理各种庶务俨然是有了那么一丝稳重的宰执风范了。



至少比张浚这个轻佻的枢相看起来更妥当，虽然他比张浚还小了一岁。



胡寅知晓赵鼎是不愿自己提起伤心往事感到难堪，略带感激地看了一眼他，然后继续不紧不慢地读了下去。



【靖康初，以御史中丞何卤木荐，召除秘书省校书郎。杨时为祭酒，寅从之受学。迁司门员外郎。金人陷京师，议立异姓，寅与张浚、赵鼎逃太学中，不书议状。张邦昌伪立，寅弃官归，言者劾其离次，降一官。】



【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枢密使张浚荐为驾部郎官，寻擢起居郎。（张浚忍不住咳嗽了一声）金人南侵，诏议移跸之所，寅上书曰：



昨陛下以亲王、介弟出师河北，二圣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斩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岁月，敌入关陕，漫不捍御。盗贼横溃，莫敢谁何，元元无辜，百万涂地。方且制造文物，讲行郊报，自谓中兴。金人乘虚直捣行在，匹马南渡，淮甸流血。迨及返正宝位，移跸建康，不为久图，一向畏缩远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



自古中兴之主所以能克复旧物者，莫不本于愤耻恨怒，不能报怨，终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阙绝之后，固陋以为荣，苟且以为安，而能久长无祸者也。黄潜善与汪伯彦方以乳妪护赤子之术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圣体，不可不自重爱。”曾不思宗庙则草莽湮之，陵阙则畚锸惊之，堂堂中华戎马生之，潜善、伯彦所以误陛下、陷陵庙、蹙土宇、丧生灵者，可胜罪乎！本初嗣服，既不为迎二圣之策，因循远狩，又不为守中国之谋。以致于今德义不孚，号令不行，刑罚不威，爵赏不劝。若不更辙以救垂亡，则陛下永负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责。人心一去，天命难恃，虽欲羁栖山海，恐非为自全之计。



愿下诏曰：“继绍大统，出于臣庶之谄，而不悟其非；巡狩东南，出于侥幸之心，而不虞其祸。金人逆天乱伦，朕义不共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寝荒残，罪乃在予，无所逃责。”以此号召四海，耸动人心，决意讲武，戎衣临阵。按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战伐。天下忠义武勇，必云合响应。陛下凡所欲为，孰不如志？其与退保吴、越，岂可同年而语哉！



自古中国强盛如汉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夷，必并吞扫灭，极其兵力而后已。中国礼义所自出也，恃强凌弱且如此。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长者之事，望于凶顽之粘罕，岂有是理哉！今日图复中兴之策，莫大于罢绝和议，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资。不然，则僻处东南，万事不竞。纳赂则孰富于京室？纳质则孰重于二圣？反复计之，所谓乞和，决无可成之理。



夫大乱之后，风俗靡然，欲丕变之，在于务实效，去虚文。治兵择将，誓戡大憝者，孝弟之实也；遣使乞和，冀幸万一者，虚文也。屈己求贤，信用群策者，求贤之实也；外示礼貌，不用其言者，虚文也。不惟面从，必将心改，苟利于国，即日行之者，纳谏之实也；和颜泛受，内恶切直者，虚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结约以诚信者，任将之实也；亲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虚文也。汰疲弱，择壮勇，足其衣食，申明阶级，以变其骄悍之习者，治军之实也；教习儿戏，纪律荡然者，虚文也。遴选守刺，久于其官，痛刈奸赃，广行宽恤者，爱民之实也；军须戎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