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了指这巨大的石碑，向二刘问道：“怎么还不刻字？”



“意见不统一”刘炫苦笑道：“有人主张刻古训、警世名句；有人主张刻凉州大学创办史；有人主张刻诗词、文章；还有人主张刻上大王写的三字经、或诗词。”



杨集闻言，也不禁思考了起来，这块巨大的石碑将是凉州大学丰碑，等于是凉州大学一面旗帜、立世之魂，刻诗词、三字经肯定都不合适，最好还是刻校训、警示文章。



正要说出自己建议之时，双手背在背后、目光平视前方石碑的王孝通忽然说道：“诗词歌赋，小道耳！不懂经学、不知圣人教诲，焉知做人道理、做事之法？吾辈历经磨难和坎坷，方能在经学之上有所建树，然而时至今日，也不过是芸芸众儒之一，何曾闻达于天下？”



“可是诗人偶得几句佳词良句，便能名播天下，诸如越国公、薛玄卿（薛道衡），虽然扬名于士林之间，可是实际上，还不是依仗自身之权势？”



众人闻言，脸上都有几分古怪之色，听他这话，总觉得是故意针对杨集。



王孝通前面那些话，其实说得很对：比起钻研经学一辈子的经学大师，多数诗人对经学的了解的确是不够深入细致，但是诗人只要写出一首好诗、一篇美文，马上就被青楼传唱，之后被商旅带到各地，于是就名扬天下了。



写得好的诗，哪怕是不识字的人都会吟唱几句；在这方面，受众面极小经学就不行了！经学大师在民间的名气，自然就不如诗人了。



但是王孝通提到的杨素、薛道衡虽然有权有势，可他们是大隋诗坛的天花板，写出来的诗词歌赋根本不用其他人奉承、拍马屁，也是当世顶尖的存在。



尤其是杨广和杨集最为厉害，前者一扫南北朝以来盛行的宫体诗赋的华丽词藻，开创了新的体裁，写的诗词极为雄阔壮丽。而后者在杨广打开的局面之上，将诗坛发扬光大，推向了全新的高度，特别是他提出来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使杨广的观点得到了明确。



这对堂兄弟，兄长负责打开诗作的新大门，带领整个诗坛走向新的领域；弟弟则是奠定了大隋诗坛的基调，树立了一座丰碑。



这是一个伟大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既然这些诗人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写出来的诗都是经典，而且宣传方式一样，又何必采用不入流、遭人诟病的手段去扬名？



所以说到底，王孝通是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认为杨集在经学上的修养不行、诗词上的成就也是靠权势来推动。



简而言之，杨集就是一个仗势欺人、只会杀戮的莽夫、匹夫，文艺上的成就，不值道哉。



杨集自然也知此理，只是他担心自己怼回去以后，会把这个菊/花残满腚伤的家伙气死，所以故作不知。



刘炫、刘焯相顾一眼，刘炫上前说道：“王先生，我们之间经学之间的争论，又何必将其他人牵连在内？况且躲在背后说人长短，实非君子所为。”



言下之意是说你王孝通要是真的有本事，那你就去杨素面前说这种话，我倒要看你怎么死。



王孝通淡淡的看了刘炫一眼，说道：“怎么能说是牵连呢？事实上，有些所谓的大非但没有俯下身来钻研于经学，反而钻营庙堂、结交权贵、排斥异己，吾实不齿也！光伯公倒是说说，那些诗人过几天书？治得几篇学？你们却推崇这种浮华之辈，实乃是儒家之不幸也！”



杨集这回明白了，这王孝通的目标是二刘，而‘诗人’不过他炮灰、炮架而已。



杨集并不知道，他这又算错了，实际上王孝通杨集和二刘等人都是他眼中的垫脚石，他在不缺利的情况下，这辈子争的就是名。



杨集和二刘等大儒在别人眼中是有血有肉的人，可是对于王孝通来说，这些都是展示自己经学成就、提升自身名望资历的垫脚石。只要把这些人踩死，那他王孝通就无敌于天下了。



但是王孝通又知道诗词成就不如杨集、经学成就不如二刘，在这方面跟他们作战，实乃以己之短攻敌之长，非明智之举。



所以他干脆从人品等方面去攻击，一旦这些人臭名远扬、臭名昭著，他就能站在道德的高度上加以谴责，当事情发展到那一步，诗词经学什么的，全都已经不重要了。



刘炫和刘焯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