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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佛道之争
唐书·傅弈传》:佛于西域,言遥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



傅弈此举引起了许多道士的附和,诸如李钟卿等人也纷纷著书《十异九迷论》等来提供舆论上的攻势。



(二)佛教势力的反击



然而,面对道教的舆论攻势,佛教中人同样有人挺身而出。当时的高僧法琳素有“护法沙门”之称,面对傅弈等人的责难,他的应对可谓十分完备,他吸取了先前直接引佛教经典反驳效果不佳的教训,直接著书《破邪论》。



在《破邪论》中,法琳论述了佛家与儒家不仅有共同之处,甚至犹有过之,都主张要以五常(佛教中对应的是五戒)来作为行为处事标准,儒家以五常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准,而佛家则甚至把五常作为来事仍可为人的先决条件。他认为佛家只是形式上割舍亲情、君臣等,但是为了寻找众生脱离苦海的“大顺”:



《破邪论》: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泽被怨亲,以成大顺,福沾幽显,岂拘小违。



不仅如此,他还著书《辩正论》对《十异九迷论》进行反驳,可谓寸土不让。



对道家,其实唐朝初期是和隋朝时期完全不同的态度的。尽管两個朝代间隔时间很短,李渊、李世民等更是曾经在隋朝为官,但完全不同于隋文帝对佛教的狂热,他们选择了尊崇道教、并扶持道家的发展。李渊在位时,便认老子李聃为李唐王朝的祖宗。



武德八年,李渊下诏确定了道教在先、佛教在后的宗教基本策略:



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从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到了李世民在位后,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出于扶持道教发展需要,再次颁布了《令道士在僧前诏》,再次重申了道教在先的地位:



……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当然,与李渊想比,李世民对道家的支持更为明显,比如他曾经在亳州、兖州等地修建了道家宗庙,还专门安排了经费、人员。



可以说,道教在这时迎来了蓬勃发展时期。



其实,从社会现实来看,当时佛教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一句“南朝四百八十寺”道出了佛教的发展迅猛。如果说隋朝是佛教的蜜月期的话,那么唐朝初期,尤其是李渊在位时期,对佛教就不是那么友好了。



李渊登上九五之尊后,不仅如上文所述直接以诏令形式排定了佛教居后的地位,还在武德九年三月下诏《沙汰佛道》,尽管诏书中肯定了佛教的作用,但是对佛教的弊端揭露更多,比如诏书中指出,佛教有“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等弊端。而且,由于当时佛教势力较大,虽然道教也在沙汰之列,但客观上却起到了扶持道教的作用。根据《沙汰佛道》诏书,只京师留三寺千僧,其余寺宇并赐王公,僧徒放还故乡,可以说若按照此举,佛教发展将被严重打压。



然而,这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由于当年的6月3日,爆发了玄武门事变,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即位后为尽快稳定局势和争取原有李建成、李元吉势力选择了大赦天下,于是佛教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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