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些人为了拒绝我而给出的说辞。我厚着脸皮几乎跑遍了所有报社，甚至将自己的报酬降到最低，每个月只要一弗洛令（flor，德国十九世纪德国货币，同时期的贝多芬曾获得过宫廷津贴，每年600弗洛令），终于有一家城市晚餐同意我每天放学后帮他们送报纸。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令我如获至宝，可事实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容易。我发现自己总记不住那些错综复杂的街



道名字，有的门牌号更是比森林里的松露还难找。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几乎每天超时，即便紧赶慢赶，也很难在天黑前完成送报任务。结果第一个月我就因工作不力被扣了工资，老板只给了我几枚铜币作为辛苦费。到这对我来说无所谓，因为我在意的不是钱，而是寻找线索的机会。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我负责的客户几乎都是男士，女性读报者寥寥可数，更没有叫伊莎贝拉这个名字的。但我并没有放弃努力，拿到一点工资之后，我想到可以将钱攒起来，说不定几年之后就可以离开这座城市如更远的地方。毕竟我的生母当年将我放在路边，必定是被迫要离开此地，就像伊诺拉故事中变成动物的母亲，迫不得已去到遥远的地方独自谋生。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失落，世界之大，我又该去哪里找她呢？



去北方，这时鬼灵精怪的卢卡斯又给我支招，越过波罗的海，前往北岸。因为很明显，无论是传说还是伊诺拉的故事，都提到了遗忘之境在极北之地，所以你恐怕要漂洋过海！



听闻此言我更是倍感迷茫，且不说北方之地的寒冷与陌生，只一张瑞典汽轮的高昂船票就足以让我望而兴叹。但找到母亲的愿望从未熄灭，我仿佛能感觉到母亲在远方的召唤，她在等着我去与她团聚！如果买不起船票，那我可以做一名水手，只要可以登上跨海轮船，我就可以去往北方之国。自从有了这样的念头，我又给自己多找了一份兼职——码头搬运工，负责帮停靠码头的船只装卸货物。但泽港口有很多来自瑞典的轮船，我借此机会可以学习他们的语言，混熟了以后甚至可以学一些航海知识，只要到了年纪，我就可以去做船上的水手，跟着轮船去往瑞典，就可以踏上广阔的斯堪的纳维亚，去寻找传说中的极北之地。



抱着这一遥远而坚定的目标，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碌，每天除了上课，放学后还要去送报纸，周末和节假日我都会不辞辛苦地去码头做劳工，只为能多走多看多学，年少的我过早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就这样又过了两三年，我终于学会了瑞典语，也跟几名经常来往但泽的船员混熟了，可当我问他们能否招募我在他们的船上当帮手的时候，他们却似乎犯了难。于是我一五一十地跟他们说了自己的身世，以及去往瑞典的目的。



我们真的希望能帮你，一个平日很沉稳的船员开口说，可是恐怕你找错了方向。想想你出生那年，你的国家发生了什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母亲很有可能是波兰人，如果确实如此，你恐怕应该去南方而不是北方。



当时我还不太明白那个瑞典船员此话何意，只当是他们为了委婉地拒绝我而找的借口。他说我出生那年，我的国家发生了什么，这与我的母亲去了哪儿又有何关系？无奈之下我只好又去求助无所不知的托马斯，可这次他也爱莫能助。



打什么哑迷？他一头雾水地说，他们这么拐弯抹角的就是不想帮忙！



我也难免有些气馁，努力了这么多，却被告知方向错了，难道他们知道我的母亲在哪儿？可又为什么不明说？



年少时的梦想就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纵使年少轻狂的我们为此不懈努力，到头来很可能只是一场空。但那一次次的追寻却支撑起整个迷茫的年代，让我们不至于在无所事事中耗费了青春年华。但人生的痛总会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就在我们临近毕业的前一年冬天，圣尼古拉节（12月6日）之前我就跟托马斯说毕业后打算离开但泽，去往其他城市。不管是哪儿，我总要开始旅程，而不是留在原地一味等待。我打算一路打工挣钱，挣到路费就去往下一个地方，只要我不停地寻找，就一定能打听到母亲的消息。卢卡斯听了似乎有些失落，不知是他认为我这样太苦了自己，还是为毕业后各奔东西提前感伤。好在我那几年所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靠着自己努力工作打拼挣了一点钱，虽然少得可怜，起码证明我能养活自己。由于学习和工作的双重劳顿，我的时间安排愈发紧凑且规律。每天放学后跑去工作，完成工作回学校休息，到了睡觉的时间更是毫不拖沓，倒头便睡，早晨很早就醒。



报社老板见我如此勤恳，知道我需要钱，便好心帮我介绍了一份兼职。他掏出一块有些磨损的旧怀表，用低廉的价格半卖半送赠予了我。因为他帮我介绍的工作需要一个精准的计时工具——敲窗人。乍听起来我还有点不明白，所谓的敲窗人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