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富者操其赢市之，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弊也久矣！”



报告不长，但反映出来的问题却很严峻。



李景隆蹙眉道：“这样看来，府县所以不治，还是豪强胥吏之害。”



“是啊。”



姜星火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桌子。



“这种豪强胥吏联合起来，两头挤占正常资源的情况，现在不解决，以后必然会引发出难以遏制的动荡，必然会冲击到统治根基，若是再过二百年，这江南真就跟大明没关系了。”



姜星火说的是实话，到了明末，江南就是自成一体，甚至北京那边沦陷了，皇帝都自缢了，江南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依旧能够自己搞个南明出来。



说白了，明末那时候的朝廷，在江南连税都收不上来，派人去收税被一顿痛打，打死了都管不了。



“那姜郎打算怎么办？”



这种情况，你让李景隆想办法，他肯定是没办法的，但不妨碍李景隆相信姜星火有办法。



实际上，姜星火确实是有办法的。



根据之前的思路，第一个是清理勋贵豪强的非法占田，第二个是杜绝基层胥吏税官在税收过程中的上下其手。



而通过这段时间的实际调查，姜星火把这两点，针对具体情况，进行了拓展，拓展成解决税收问题的四点症结。



这些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经过姜星火的思考，已经付诸笔端，打算以此作为此次税收改制的根本方法，传达下去广而告之。



第一点，是里长和粮长制度。



这个制度比较复杂，需要简单追溯一下历史渊源。



简单来说，在大明建立后并未立即制定统一的基层组织框架，各地的乡里组织有的是从元朝延续下来的，也有的是重新组编或创立的，直到洪武十四年，老朱才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里甲制度，而此前从元代延续下来的乡村社会原有的基层组织，基本上都被整合到“里甲制”这个统一的制度框架中。



里甲的具体编制方法，是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由丁粮最多的十户轮流担任“里长”，以十年为一个固定周期轮流应役，先后顺序根据丁粮多寡预先编排好，而其余的一百户则称为“甲首”，如果各里中有无力承担的年老、残疾、幼童、寡妇、外地寄居户等人，则称为畸零户。



此前便说过，在大明官方的基层制度上，其实是没有“乡、镇”这些概念的，这些都是自发形成的民间聚居区，在官方的标准里，只有“都”，所以在洪武二十四年第二次攒造黄册时，又规定组编里甲时应维护“都”这种原有的乡村区划的完整性，比如一都有六百户，将五百五十户编为五个“里”，剩下的五十户则分派于本“都”，附各里长名下带管当差，不许划拨别都人户补凑。



此外，在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福建等田赋数额较多的布政使司，大明还陆续建立了粮长制度，也就是负责税收时征粮的。



但这些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里长还是粮长，现在都开始走样了。



就拿里长制度来说，一方面是逃户问题，因为税收繁苛，即便没有了徭役的压力，农人的压力极大减缓了，可依旧在灾年有大批逃户，这就导致了里甲寥落户口萧条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是里长轮流做，可都是按照十年前的家庭收入情况来衡量的，到了十年后，可能轮到的人早已家道中落，一旦需要赔垫，那就是要闹到家徒四壁都赔不完、垫不完的。



显然，人都是会黑化的，你不能在利益面前指望人的道德自觉。



一些里长为了减轻自身压力，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在任期内捞钱，就会借经办征收赋税之机，与衙门的官员吏胥税官等相互勾结，共同为非作歹，粮长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在清理基层豪强和胥吏的时候，同样要大力整顿已经有些趋于崩坏的里长和粮长制度。



第二点，则是“经催”问题，也就是胥吏对于税收解运过程中的上下其手，这常常被基层官吏视为敲诈勒索的好时机，姜星火此前说过，便不赘述。



第三点，是“投靠”问题。



所谓“投靠”，在明初一方面是在土地田亩方面，士绅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