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伟东虽说身在大洋彼岸，但对于国际和国内的事，他照样在时刻关注着，一点赚钱的机会都不会放过。



就在世界杯结束的两天后，世界杯的余温还没散去呢，国内一个未来的通信行业的巨头出现了，它就是联通。



联通出现的初衷，就是相关部门为了打破，电信在相关业务上的一家垄断。——虽说后来屠龙者也变成了恶龙！



联合通信公司，看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它的身后是几大部委在支撑。



不过，公司是成立的，可几大部委只是抠抠搜搜的凑出来13.4亿元，给它做启动资金。



这点钱，说句不好听的，对一个通信公司来说，连塞牙缝都不够。可谁让这会儿都穷呢，想多给点，部委手里也得有啊。



可上头有令，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于是，为了筹集资金，发展通信网络，联通采取了“中中外”的模式。



所谓的“中中外”模式，在当时是一个迫不得已采取的融资、发展的手段，但在后来看就是，联通为自己挖的一个巨坑，还是差点把自己坑死的那种。



“中中外”指的是，联通背后股东所属的一家中方企业，与境外公司设立中外合作或合资企业，后者再与联通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合同，项目执行期通常为15年。



合资（合作）公司提供资金，双方在一定区域内联合投资通信网络。建成后由联通公司经营，双方按约定的比例分享现金流（包括折旧费、入网费和利润）。



从95年到97年，联通用“中中外”的方式，与11个国家和地区的32家电信公司，共签订了46个项目的合作合同。其内容以GSM为主，并涉及市话、长途、CDMA等领域。



预计总投资规模618亿元人民币，实际融资约为10亿美元。



在这种模式下，就投资比例而言，合资公司的外资一般占有绝对优势，在吉省等地外资竟达到了100％。



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在现金流的分配上，多为“三七开”。——联通三，外资七。



有的地方分配比，甚至达到了更为惊人的一比九，当然还是联通一，外资九了。



被分割成40多个小牌照的联通，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整体性。



外资的目的和逻辑很明确，如果按“中中外”提出的现金流分配模式，第一年投资产生的现金流马上就可以提供二期资金。



如此滚动，外资在联通的网络规模里，占据的总额甚至会超过70％以上。



而此时，国内还不允许外资进入基础通信领域。“中中外”模式，却绕过了法律，找到了一条抢滩登陆的捷径。



至于所谓的法律法规，早就被淹没在了项目开工时，各级领导热情洋溢的讲话之中，鲜少有人提及，或者说被刻意回避了。



“中中外”的模式，使得联通的收入和潜在利润，大都被投资方在短时间内分掉，致使联通无法完成资本积累，公司的发展前途一片渺茫。



联通成立四五年的时间，净资产只增长了不到10亿元，资产负债率却高达87％。ωＷω.ＧoＮЬ.οrＧ



而被寄予厚望的“中中外”模式，更像是一种作茧自缚或是饮鸩止渴的行为。



邮电部门不是没对这种模式提出过质疑，但邮电部是电信公司的亲爹，而联通的背后则是电子部、铁道部等十五个部委、单位，不同意见更容易被视为不同势力的较量。



直到98年，有关部门才正式否定了这种模式，要求联通停止“中中外”项目，对投资方的资金本金予以清退，并给予相应的补偿。



于是从99年3月开始，联通聘请国际级投资银行进行艰苦谈判，数度调整策略，历时一年的时间，终于逐一清退了“中中外”项目中的外资。



不过，在这次的清退中，国家和联通也是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损失不损失，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反正他们赚了也不会分给唐伟东一分，赔了也不用唐伟东出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