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会再找您帮忙的的。”



我说：“随时欢迎！”然后就叫上歩科长、欧阳霓虹和田小姐他们，一起走出了公安局的大门。



彭安民带着一帮人也跟着走出来了。



身后的公安民警们也松了一口气。



回到宾馆后，我确认了刚才的推断：我们一行人被公安人员“请”去了公安局，彭安民知道后，觉得问题严重，就迅速组织了大家前来声援！



当天晚上的晚饭时，我们十人团召开了第四次会议。



根据我已经被盯上了的事实，会议决定：拥戴我为此次行动的最高总指挥，也就是讨债领袖。大家表示，一切都应以我的安全为前提，在确保我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的前提下开展工作。



甚至有的成员提议，对我的房间进行二十四小时轮流监护，确保我这里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我拒绝了这一建议。



我认为，当地的公安部门只是怀疑我有可能是《人民日报社》的记者，但他们没有得到表明我身份的证据。尤其是，我并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声称自己是记者。他们怀疑我就是十人团的领导者，但也仅仅是怀疑而已，并没有得到真凭实据。所以，我的安全问题是不成问题的。



我对大家说：“他们怀疑我是《人民日报》的记者，只是他们的怀疑而已，我在任何情况下并没说过我是。”



我知道，如果我冒充《人民日报》的记者，一旦被查出不是，那我的罪行就大了！同时我也知道，如果我被证实不是《人民日报》的记者，那他们就不会怕我了，很可能做出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举动。因此，我决定：在是与不是之间游离，既不能说出我是，也不说出我不是，让他们去猜测吧。



还有，关于十人团的团长问题，也就是讨债人的领袖问题，我并不在乎他们是否真的知道。我既然决定了要在这一次行动中有大的作为，那我就做好了任何的准备——包括被他们可能以各种手段为难我的结果。



最后，彭安民提出：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把我的房间和他的房间进行对调。



理由是：我是团长又是讨债人的领袖，目标太大！



我本不想这么做的，但迫于大家的一致同意，我只好选择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