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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利大于弊就可以做。



至少独立出去的考古专业，就不会面临着一个社团的经费都没有办法满足。



当然，这也不是考古一个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其他的专业也在面临，甚至学校有学生会以及校团委在负责。社团的经费也是从这边走。主要是古建保护协会是考古教研室的第一个，专业性太强，教研室方面担心苏亦他们玩不动才表示一下精神上的支持。



当然这个支持，也不仅仅是精神上了。



还有行动上的。



比如俞先生就说只要有什么活动写至介绍信都可以找他。



这年头，没有介绍信寸步难行。



以后，苏亦他们社团有什么活动，有北大考古教研室方面开出介绍性，有北大考古教研室做后盾，去哪里都方便很多。



毕竟不管哪一个年代，北大都是金字招牌，尤其是七八十年代，这块金字招牌就更加响亮了。



当然，地点经费什么的，都是临时起意提出来的。



现在首要的任务找指导老师。



俞先生说，“我们专业，对古建主要研究的，肯定是宿白先生，这点，作为宿主任的研究生，苏亦你最清楚。而且，我听说你们之所以写古建保护倡议书还有成立古建保护协会都是因为宿白先生的古建课程启发的。所以，苏亦指导老师的事情，你可以找宿先生谈一谈，如果是宿主任忙的话，我这边也可以。甚至，我们两个给你们当指导老师都行，毕竟，宿主任还要负责教研室一部分管理工作，在时间上不一定可以配合你们的活动需求。这方面，我建议你们可以先找宿先生谈一谈。”



俞伟朝先生给出的想法，很中肯。



这也是苏亦他们来问文史楼的目的，被俞先生召见反而是意外。



“俞老师，指导宿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吗？”苏亦问。



“刚才系里面有个会议，宿主任离开一趟，应该回来了。”



这样一来，苏亦他们只能在办公室这边等人，也顺便跟俞先生闲聊。



作为专业党支部的负责人，俞先生经常需要跟学生谈心。



只要有时间，俞先生都习惯性去学生宿舍跟学生闲聊，拉家常。



所以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对俞先生的印象普遍很好，觉得他很亲和，学识又渊博，还那么平易近人。



这也是为什么，北大的学生毕业以后，对后来俞先生的遭遇觉得惋惜跟愤慨的原因。



早些年的经历，对俞先生冲击很大。



也让他在待人处事方面，变得更加平和起来，面对苏亦，他也没有很强的攻击性。



跟邹先生完全是两个极端。



在北大的中年一代的老师之中，俞先生跟邹先生可以说是最早出成果的两位。



因为他俩都是研究生。



在恢复教师职称评级的时候，他俩是考古专业最早两个被评为副教授的中年讲师之一。



在这个方面，不管是吕遵锷，严文明、李仰松、高铭等老师都要比他们慢。



在这个方面，邹先生跟俞先生都占有极大的优势，尤其是邹先生早些年就确定自己在商周考古的研究方向。五六十年代就做出了一些成果。



而俞先生也是如此。



他在考古所的三年主持发掘了三门峡诸多遗址。



不过有些惋惜的是，他回北大读研了，这方面的发掘工作就断了。



不是说他整个三门峡发掘工作断，而是说，俞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断了。这种断裂，对学生成果也是有影响的。



直到八十年代，俞先生才重新开始楚文化的研究。



到后来，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的编订和实施，俞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三峡库区文物的保护规划方面，俞先生做了巨大的贡献。



在整个三峡水库建设中所有文物点都得到了科学有效的保护创造了大型建设工程中文物保护工作的历史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