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大同、应县、正定、苏州许多宋辽金建筑物的重要性。从20年代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有四个日本人的工作值得我们注意。东大系统的建筑学家关野贞和佛教史家常盘大定二人从1920—1928年，合作了近十年，他们以重要佛教寺院为目标，在我国做了五次长期调查。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的重要佛教遗迹他们大都跑过了，就古建筑言，他们记录了登封少林寺、嵩岳寺、善会寺，济南神通寺，曲阜孔庙等；1932年，关野贞还去义县测绘了奉国寺。常盘、关野的调查，每次长则半年，短也有两个月，时间比较从容，每到一处他们都从注意寺院的历史开始，所以工作比伊东为细致。关野研究我们的古建筑，注意了我们古建筑本身的发展，也比伊东简单对比的方法为先进。这阶段的第三个人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他是一个美术史家，他是从研究日本古代美术的来源这个角度注意我国古代建筑的，他注意的范围主要在汉代遗物如石阙、陶楼阁，还有北朝石窟中所雕造的建筑形象。滨田涉及的面不广，但他是京都美术考古的创始人，在他的门下出现了一批调查我国石窟的“学者”。第四个人是村田治郎，他是旅顺工大的建筑学教授，远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了长期工作，1927年就出版了《奉天昭陵图谱》，当时他还是很年轻的少壮派。他最活跃的时候应是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略我国之后。



“七七事变”以后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对我国古建筑的调査已经接近尾声了，上述的村田治郎实测了居庸关过街塔塔基，还在朔县调查了崇福寺大殿，这是一座较为别致的金代大殿。此外关野真带着一个助手叫竹岛卓一，普查了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辽金建筑。还有二个东大系统的梅见逸荣、长尾雅人，普查了内蒙、东北地区的喇嘛教寺院。以上这些日本人，除竹岛卓一和长尾雅人外都已故去了。竹岛在战后1960年代出版了《营造法式の研究》，这部书在一定意义上总结了以往对宋以前建筑的调查、研究成果。长尾后来在京都专门研究藏文书籍了。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比西方人方便很多，但宋以后日本的建筑自己的风格技法日益发展，因而和中国的距离愈来愈远了，而他们的研究者并不掌握我们的明清建筑，因此，他们并不能从我们明清建筑向上追溯，所以就很难深入。这样，当我们自己的古建筑研究水平提高后，他们的调查资料一直到研究成果，值得我们重视的就不太多了。



我们自己对古建筑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到现在已有近六十年历史，初步小结一下，就工作重点的不同，工作机构的改变等方面看，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30年代初到1949年以前；这以后属后期。前期主要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学社创办于1929年，是朱启钤私人集资创办的专门研究古建筑的学术机构。朱在民国初年曾任内务总长，对传统工艺有兴趣，1926年曾重刊湮没已久的《营造法式》，刊印精细，解放后几次重印还用这个本子。朱不懂建筑科学，他注意古代建筑只能翻文献，所以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成绩只有《哲匠录》，发表在《营造学社汇刊》上。学社创立的第二年（1930年），聘梁思成、刘敦桢两先生主持业务工作，梁留美，刘留日，都是专攻建筑的专家，他们从1930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仅仅六七年间，做出了很多成绩，给我国古代建筑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抗战以后学社从北平迁到后方（昆明），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工作，1944年刘先生到中央大学主持建筑系，即今天的南京工学院，抗战胜利后，学社随梁先生附设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直到1949年解放后学社解散。营造学社的成绩实际上就是梁刘两位的工作。现在总结一下，主要有以下四项：



1.调查和实测了一大批重要古建筑。有蓟县独乐寺，大同、应县的辽金建筑，正定、太原的宋金建筑，豫北的宋元建筑，曲阜的金元以来的孔庙，北京的明长陵、智化寺和清代的文渊阁以及易县的清西陵等。



2.发现和实测了一大批重要的古建筑。最主要的是五台佛光寺唐代大殿，宝坻广济寺、新城开善寺、易县开元寺的辽代建筑，榆次雨华宫的北宋建筑，五台佛光寺金代建筑文殊殿，赵城（今洪洞）等地的元代建筑，浙江武义延福寺元代大殿，还有四川成都的前蜀永陵（王建墓）和云南地区唐以来的宗教建筑物。



以上这两项给我国古建筑中最重要的官式建筑的研究，提供了成系统的宝贵资料。



3.对照实物整理了宋代和清代的两部官式建筑的专书，即《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这个工作给研究官式建筑的历史敞开了大门。



4.对汉代建筑、辽金建筑和唐宋佛塔都作了初步的小结，为古建筑的分期断年做出了范例。



总结起来，前期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