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极有研究。



就算他不研究红学，但研究明清史，不可能对曹雪芹以及曹家一无所知。



比如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



这些都可以聊。



所以这俩人，也不需要聊啥，仅仅聊红楼梦就可以。更不要说许大龄还是一个博学之人，他对明清文学史同样也有自己的见解以及研究。



这方面就更加对张绣予以及中文系其他姑娘的胃口了。



这也为什么苏亦跟钱立群进来的时候，他们一群人都在跟许大龄聊天的缘故。



反正文是不分家，可以聊得多得去了。



反而，苏亦跟许大龄的聊天就变得正经很多。



毕竟在场之中，就只有他一个人是历史系的学生，钱立群他们都是中文系的，最终话题还是拐回到历史上来。



苏亦只好硬着头皮说，“我看过许先生的《清代捐纳制度》，以前，我对清史了解不多，但是先生的书却让我耳目一新，受益匪浅。”



他也就只翻看过这本书了。



许大龄的其他著作，他只是知道名字，却没有去翻看内容。



比如他的《明清史论集》，苏亦就没有来得及看。短时间内，也不排在他的书单之中。



毕竟跟佛教史以及魏晋南北朝历史不一样，明清史跟苏亦的研究方向相差甚远。



至于为什么会说魏晋南北朝史能够排在苏亦的书单前面，只能说这个年代是佛教在中土盛行的时代。研究佛教史没法跳过这个年代，而中国很多佛教石窟寺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时代开凿的。



比如云冈石窟比如龙门石窟还有北方大大小小的石窟也是如此，就算是敦煌以及西域各地的石窟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年代开凿的。



研究佛教考古，你要是不熟悉这段历史根本就无从入手，而，中国考古学要是没有史料去支撑，寸步难行。



然而，在明清史这部分，佛教考古或者说石窟寺考古已经不是重点了。



当然，也不是啥关系都没有。



不过这方面的研究对于苏亦他们这些从业人员来说肯定是要靠后的，这也是为什么苏亦会优先阅读佛教史以及魏晋南北朝史以及各种佛教典籍文献的原因。



但，苏亦也不是对许大龄一无所知。



可以说，在北大历史系这些老先生之中，许大龄算是他最为熟悉的几个人之一。



要论对许大龄的熟悉程度，还要排在张光达的前面。



这书是跟周一良的《唐代密宗》一样，都是毕业论文。只不过许大龄没有读博，这是他在燕大的硕士论文，也算是他的成名作。



这书不厚，也就是十万字，苏亦确实看过，之前因为许婉韵的关系，让他对这个教授产生好奇，所以在图书馆阅览室的时候，也翻看过对方的著作。不过只是粗略的看，没有像周一良先生的作品那样去翻看文献。



但，这个时候，用来跟许先生聊天，好像也挺合适的。



跟金克木先生不一样，许大龄先生整个人倒是显得很温和，气质跟周一良先生有点像，却又不太像，因为老先生气色不太好，整个人又显得有些郁郁不得志，估计是生病的缘故。



甚至谈论之间，除了跟同学们聊得日常还有学术之外，并没有涉及到其他方面，甚至当听到苏亦提到他的书的时候，老先生还有些意外。



跟历史系其他先生一样，他对苏亦并不陌生。虽然没有跟苏亦打过照面，却早就听到苏亦的名字，但是许大龄又跟周一良不一样，并没有对苏亦过分的热情。



似乎在克制着某种情感。



有尽量跟苏亦他们这些学生保持着某种距离。



所以简单聊一下之后，老先生借口身体不适，就早早休息。



这样一来，看望张绣予的队伍也没法久留，只好散去。



然而，就在苏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