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画展以后，在赵望云的鼓励下，我才婉拒了国立艺专的聘请，开始了西行之旅，同行的除了你李奶奶还有赵望云跟张振铎。”



“张振铎是浙江人，曾经参与潘天寿成立的白社，被我们称为五白之一，他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解放后，还担任过湖北美院的副院长。”



“我们一行四人，当时，条件并不好，盘缠有限，所以我们第一站则是西安、开始举办画展，随后才是兰州。”



“从兰州开始我们的甘肃的第一站，又从兰州顺河西走廊经武威到张掖，又从张掖深入祁连山，画了很多山林风景和大西北特有的自然风光，以及藏族生活和深山草原溪畔的哈萨克族游牧的情景。我们从祁连山返回张掖，又西出嘉峪关到敦煌，在千佛洞得览古代美术之精华、并对历代壁画做临摹研究。”“当初，交通极为不便，大部分的路程都需要骑着骆驼，以西瓜当水锅盔作粮，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走了一个多月。”



“像我这样一个南方人从来未见过塞外风光，大戈壁啦，雪山啦，冰河啦，骆驼队与马群啦，一望无际的草原，平沙无垠的荒漠，都使我觉得如入仙境。这些景物，固化看不见，时人画得很少，我是非把这些丰富多彩的素材如饥似渴地搜集，分秒必争地整理——把草图构思，为创作准备不可的”。



“这也是另外一种浪漫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种塞外江南的美，让我一辈子无法忘怀。”



室内，茶香飘逸。



关老，声音醇厚。



故事，精彩动人。



这个时候，关母笑，“没有那么浪漫，当时条件艰难，我只能够用西瓜当水锅盔做做梁，甘肃这个地方其他的东西少，但西瓜真的多，又大又甜，这是我们记忆中最美味的西瓜了。”



不仅关老陷入回忆，连李奶奶也是如此。



关老接着李奶奶的话，“当时年轻，身体好，所以长途奔袭也不觉得累，出了嘉峪关，还登上祁连雪山，当我们来到敦煌的时候，正值张大千刚刚搬走，而，那个时候，常书鸿也刚到任、还没有现在的敦煌研究所，条件的艰辛就可想而知，要不是你李奶奶的帮助，我想要临摹的洞窟的壁画，几乎是不可能的。”



常书鸿是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首任院长，也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说到敦煌的故事，常书鸿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



而张大千就不用说了，被后人称为敦煌的罪人。



他在敦煌临摹画作的时候，主观或者客观上破坏了不少敦煌的壁画，后来传出他在临摹壁画时，剥掉壁画的消息，引来不少争议。



苏亦是写美术史的，对于张大千的功与过，也没必要评说。



这些都已经写进了美术史。



他对敦煌壁画的剥蚀和破坏，这点无容置疑，就连常书鸿的女儿，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先生都公开表态，张大千当年在敦煌临摹壁画揭开外层壁画的行为就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破坏。



实际上，这一点，苏亦深有同感。



因为田野考古发掘也是一种对历史遗址的破坏。



但两者不一样的是，张大千的剥离敦煌上层壁画的行为则是为满足私欲，而田野考古发掘则为了保护跟传承，两者不言而喻。



所以，在关老提到张大千的时候，苏亦原本还打算询问这一事实，最后想想还是作罢，因为没有必要了。



然而，看到他陷入沉思，坐在一旁的老爹苏哲，以为他听不懂，就解释，“当初师父在敦煌的临摹条件异常困苦，由于石窟较深，光线昏暗无法看清壁画进行临摹，师父多靠师母手举油灯的照射下，才完全临摹的完成。”



李奶奶解释，“敦煌的洞窟，坐西朝东，背着阳光，下午的时候，太阳落山，基本上就看不见了，当时临摹的画作多，就需要争分夺秒，我也只能够做这些辅助工作了，不值得一提。”



关老望着妻子，陷入了怀念，“一旦从灯光里发现了自己喜欢的画面，我们就高兴地一同欣赏，再分析研究其不同时代的风格、造型规律和表现手法。由于条件所限，只能挑选喜欢的局部来临。有时想临的局部偏偏位置较高，就得搬石头来垫脚。若在低处，就得蹲下或半蹲半跪、甚至躺在地上来画。就这样整个白天在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