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尽管如此，这依旧成为广大寒庶之家竭力争夺的出路。



要知道唐代的科举是有“门槛”的，必须具备“生徒”或“乡贡”的身份，世家贵族子弟大多可以就读中央或地方官学，官学毕业之后便可获得“生徒”认证，直接参与省试，无须经过重重选拔。



倘若是寒门子弟，难以进入到各级官学就读，或是获得州府的保举；就必须参与由县、州地方组织的“乡试”，通过的考生就获得了“乡贡”的身份，也称举子，如若获得头名，则被称为“解元”。



省试是在京城举行，各地的举子进京赶考的花销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车马费、舟船费、住店费等等费用，一次赶考基本上都要靡费甚多，甚至有负担不起的农家学子“乞假（借）衣食于道路”。



到达京城之后，还不能马上开始考试。省先要提交代表个人信息的“房状”，之后上交证明自己考试资格的“举荐之书”，为了防止舞弊现象，还需要几个人一起联合“保结”，才可以正式开始考试。



科举中第时自然满心欢喜，但这不代表着就有官可做，进士们还必须通过吏部的考核才可以派遣做官，这被称为“关试”。大名鼎鼎的韩愈，连考了三次都不成功，靠给人当幕僚才得以维持生计。



因为，成为朝廷的选人之后，就初步具备仕官的资格，却没有任何的俸禄和补贴；在等待吏部的放官和选任期间，也不能从事其他绝大多数营生；只能靠家门的支持和亲族扶助，期待着出缺补位。



因此，在唐代科举考试是一件极为繁琐的事情，并非寻常人家可以承担得起；基本上能够参与其中的，往往都是中小地主出身的寒门庶族，有余力供养好几代人脱产读书、游学的殷实、小富之家。



唐代进士录取人数相对稀少，每次在全国数以万计的考生当中，大约录取十几人到二三十人，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还要艰难”。像一代诗圣杜甫，连续考了三次，花了十年的时间，仍没有中举。



要知道，杜甫出身的襄城杜氏，是宰相世系城南韦杜的分支，在襄阳一度号称“半城杜”的家门；所以，在那场权奸李林甫操持的“野无遗贤”闹剧后，还给这些门第出生的考生一点象征性补偿。



杜甫就被授予了右卫率府参军事；只是他耻于授任而没有前往而已。而李白就更惨了，唐朝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名满天下的李白终生难以参加科举，最后只能走裙带关系的幸臣路线。



反而是同时代屡试不第的高适，在刚爆发的安史之乱中，依靠一身才学和武艺从军入幕，又平定了东南永王之乱；这才获得紫衣鱼符的高位。正应了“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而刚刚因为参合了永王之乱，而被流放夜郎又半路赦免的李白，也终于大彻大悟的以62岁高龄，决心去投奔河北平叛的名将李光弼麾下；结果却病死在半路上。不可谓是一个时代的小小可笑回响。



而现在还是初唐，各项制度尚且还未经过，开元、天宝年间的进一步完善，其中的潜在猫腻和潜在操作的空间、漏洞，就不要说有多少了。再加上高宗的专权求稳、刚愎拒谏，令朝堂的格局固化。



所以才变相成就了他身后，武则天大刀阔斧的改易制度和往复清洗朝堂，最终裹挟天下汹涌之人望，踏出称帝最后一步的奠基和铺路石。要知道武周代唐过程中，最后只有徐敬业站出来举兵反抗。



而被供养多年的广大李唐宗室，却只能在私下里暗中相互串谋，然后轻而易举被人告发一网打尽；或是被渴望功名的酷吏，钓鱼执法式的一窝窝牵扯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诞至极的笑话和闹剧。



而制科的出题和选士范围，要比常科广泛且杂驳的多；基本上是皇帝亲自指定的题材。从医药方剂、玄学道义、修行养生；书法绘画、诗歌词赋；到兵法通略、史论评定、案例判书、伦理大义等。



因此，这次太子李弘所申请“封岳试”的题材，就是“河湟经略”的定边策选；外加个人的多项武艺考核。也算是对将来想要正式推行的武举，一点小小的试水。也看看能否钓出一些潜隐的将才。



就在马车轻晃的滚滚轮毂，响彻清道卫士的清脆鞭策，羽葆车的鼓吹声声中，不知不觉巍峨绵连，陡壁站立的嵩山就在眼前了。而嵩山周边都是人烟稠密的民力充沛之所，因此早已准备好了一切。



比如派人在山下南方四里处建圆丘祀坛，上面装饰五色土，号“封祀坛”；在最高的太室中峰/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