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抗法，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小贩夫妻摆摊维持生计是否违法？



另外，当天现场执法人员，是否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事业编制人员的身份？暴力抗法，妨碍公务的构成要件要求，就是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事业编制人员身份。



如果，执法人员并没有在执法时向小贩夫妇出示工作证件，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事业编制人员，何来暴力抗法一说？”



周安东的话，让青年哑口无言，也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身后那些警察和穿着便装的中年人。



周安东想的是，在那些执法人员中，要是有外聘的非编制人员，或许能保住小贩的命。



如果死的那个家伙，就是外聘的非编制人员，那可操作的空间就更大了。



“还有，在你所说的暴力抗法之前，是否存在暴力执法？如果存在，那小贩夫妻就不叫暴力抗法，而是在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和生存权。老百姓，连财产权和生存权都被剥夺了，他还会在乎是不是抗法吗？”



周安东冷冷的看了那名青年一眼：“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他在这个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



但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他都没有去偷盗没有去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赚取金钱，为什么还要被剥夺他生存的权力？



我要问问在场的记者同志们，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时，你们会怎么做？会不会比这位小贩更加冷静和忍耐？



立良法于天下者，则天下治。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老百姓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



我不禁要问，作为执法者，也是规则的制定者，你们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