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博仁只能苦笑道：“好吧，那我就简单谈一谈吧。义利之辨，是我国传统思想史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起源颇早，周秦之际文献已有明确记载，最著名的典故莫过于孟子见梁惠王称“何必曰利”。至两宋诸儒探究性命天理之学，将义利之辨这一问题再次光大，成为儒学功夫的重要入手处。伊川先生云：“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朱子亦教学生：“自家今且剖判一个义利。”而孔子老先生也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言辞。这样回答你满意吗？”



柳浩天连忙一个马屁派了国企：“薛省长果然才高八斗，满腹经纶……”



薛博仁连忙抬起手来制止了柳浩天：“得了吧你，柳浩天，你少在这里给我打马虎眼，你自己接着说吧，我知道，你小子这是想要抛砖引玉，让我抛砖，你来引玉，你小子，鬼心眼多着呢，还拍我马屁，我可不敢承受。”



柳浩天嘿嘿贼笑着说道：“薛省长，其实，您刚才解释得挺清楚的，我就画蛇添足一番。



义利之辩在我国文化不仅是一个学术思辨问题，而且还是一个行业分工和社会模式的问题。基于义利之辩，从尧舜时期起，我国就出现义利式的行业分工。



整个社会分为两大行业部类，一个行业部类是“利行业”，一个行业部类是“义行业”。利行业包括一切的经济行业，义行业则是政治业、进入政府做官。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唯有我国存在义利之辩，同时形成义利式的行业分工，并由此产生独立的政治行业、政治业。政治是一个独立的行业，也是一个独特的行业，为经济行业提供义理服务、仁义服务、道义服务的行业。政治业就是义理业。



儒家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心性主体，是一个独立的思维主体，一个独立的判断、选择和行动主体。心性就是思考功能、思考器官，义理则是人心的天然的基本属性，即人天然所具备的判断和选择标准。如果人能够排除外界干扰，遵循自己的本心本性去思考、判断和选择，那么他的行为就是合乎义理的，即合理的、有礼的。



谈完了义利之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互联网垄断平台经济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反垄断，则是更多将其看成一个经济问题、法律问题，不仅忽视其产权制度问题，更是忽视其历史和文化问题。



互联网平台垄断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资本问题、豪强问题，要真正解决之，仅仅考虑经济和法律是远远不够，还需要考虑产权和文化。



我认为，随着互联网应用平台不断的发展壮大，并且不断地扩充其应用场景，他们其实已经承担起了义利之辩中义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都关系到国计民生，不能太过于追逐利润，那样会让民不聊生。



所以，我认为，要想解决互联网应用过度的逐利性，在产权层面，需要对其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让国有资本参股，必要时控股，完成国有化。



现在一提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家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针对国有企业的，允许私人资本入股国有企业，以增强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力。事实上，在私人资本已将非常强大的今天，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的为代表的私人资本，企业改革就不能仅仅包括国有企业，还必须把能够影响国计民生的私有企业纳入。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适用国企，也适用私企。混合所有制应该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不仅让私人资本混合国企，还要让国有资本混合私企。



企业改革目的也不能仅仅只有一个增强经济活力一个，还应该加上保证其义理属性，为人民服务的属性。私有企业如果背离义理，破坏人民利益，那么必须进行对其产权层面的改革，以产权为手段对其施加义理约束。



当然了，这种混改必须是非常谨慎的，必须要在拥有绝对证据的情况下，在民心民意汇聚的情况下展开，一定是人民群众十分渴望的、需求的。既要保证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动力，又要给他们树立规矩，不能再让资本肆意妄为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



同时，解决资本问题的釜底抽薪之策是文化，是教育。我国必须重拾义理文化，让义理式学术重回我国德育学术的核心。这需要学术和教育的深层变革。”



柳浩天说完之后，薛博仁彻底被震惊了。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柳浩天竟然接连提出了两个战略手段。



尤其是柳浩天所提出的混改方案的战略，更是发人深省，振聋发聩。



薛博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