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日力量的增长,使中国对日政策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张作霖、张汉卿父子为主要的对日强硬派占据着越来越大的力量,连一向对日畏惧的吴俊升也转换枪口,引导着国会的舆论向日据的关东州开火。
在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如何使关东州回归国家也是对日政策的焦点。
只是中国近几年的发展有点像暴发户,从增长指数看一片大好,但由于长期受到列强的欺凌,在对外底气上仍显不足。近半个世纪的束缚导致的工业底子差,基数少,起步晚,与日本这样工业革命累积了几十年的大国还是有一定差距。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本能以一隅打败北极熊,绝非浪得虚名。
考虑到国家经济刚刚走上正轨,与老牌帝国主义强国英、法、德等的工业实力还有很大差距,离美国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民国政|府在大方向上还是选择了低调。
作为指导,张汉卿用一句十六字方针概括了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对外政策:“韬光养晦、埋头发展、有所作为、有所不为”。
日本在一个世纪前即制订了堪称“完美”的大陆政策,也一直视远东及朝鲜为其“生命线”,所以从政|府的政策延续、国民的精神上已经给“满洲”加上了紧箍咒,成为欲罢不能之势。
武力夺取关东容易,用张作霖的话说是“二十几万东北军还不让这几万关东军包了饺子”?但是日本国民是不能忍受这种象征着日本帝国的灵魂的丢失的,中日必将提前发生一场大战,这为初生的民国政|府所不能承担。
当然以目前这种中国力量远超正史、国家工业交通能力越来越强的局面下,日本是否还敢先发动一场注定是持久的战争的变量越来越小,至少目前不具备这个条件;而中国应对这场战争的本钱在积累,底气在充实。
不能主动开打,不意味着可以坐视日本在关东的发展和坐大。继1922年老奉系将日本势力牢牢地限制在南满铁路沿线后,张作霖政|府对东北的铁矿、煤矿、森林、农田的控制越来越严苛,也已经有多起日人越界深入东北境内被“不明人员”斗殴致死的事件。
对此中国政|府以1922年之声明为理由发表谈话,反谴责日本政|府不能约束国民遵守边界,以致有此争端。外交部一再重申:“不能容忍日本人违法越界、因此也不能保证非法入境之日本侨民在中国的安全。”
东北人民为争取关东州的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和牺牲,“五卅运动”后在东北日本各大中工矿企业中的中国人纷纷离职转入国有企业,使日本在东北的企业遇到了第一次“用工荒”。
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对东北矿业的控制和对日本企业的束缚越来越紧,使得日本在东北扩大再生产困难重重。京佳线的开通,不但分流了南满铁路的客货运量,使其对中国的战略影响大大降低,还使得日本国内对华政策有了些微的转变。
众所周知,自1924年起,为摆脱经济困境,日本原外相推行与英、美妥协的“协调外交”和对华尽量避免武力的经济侵略政策。
因为中国国家力量的增强,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使命感也在同步增长,就是在今年,著名的诗人闻一多写下了他著名的《七子之歌》。对日本,向中国民众发出了索回日据关东州的呼喊:
“我们是旅顺,大连,孪生的兄弟。
我们的命运应该如何的比拟?
两个强邻将我来回的蹴蹋,
我们是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
母亲,归期到了,快领我们回来。
你不知道儿们如何的想念你!
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
中国民众的“不友好”表现与中国政|府的日渐强硬态度,使日本继续推行延续近一个世纪的“大陆政策”变得渐渐虚幻起来:日本一直视东亚大陆为其生命线,本来想通过朝鲜这块跳板,融合中国东北、内蒙古东部,成立亲日的满蒙政|府 (历史上也是这么干的),利用其资源,为支持日本的扩张打下基础。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近代工业化国家之路,“日本四面环海,若以海军进攻,则易攻难守。若甘处岛国之境,则永远难免国防之危机,故在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如要在大陆获得领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